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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張永和看來，未建成和作品的消逝一樣，實際上是使“作品”更為完美，更具有研究價值和再闡發(fā)的可能性。磯崎新則將之表述為，“用混凝土或鋼材等建起的建筑，不管是怎么建的余下的只是社會責任問題。但是不可思議的是，對未建成的建筑，及事先知道建不成但仍思考規(guī)劃了的東西，會產生一種反復不停地敘述的欲望 “，”建筑的歷史是包含了這些未建成部分的歷史“。[11] 后來磯崎新將他的幾乎所有未建成的作品和有關討論集聚成冊，名之為《反建筑史》，意思是未建成的建筑的歷程。

　　也只有從”反建筑史“的角度，才能夠透徹理解張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在最初四年的”無為“，這也是《非常建筑》至今讀來仍然有沖擊力的原因；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其后六年稍顯輝煌的建成品”冰山“的水面下潛藏的巨大的未建成”體量“，就像張永和在《平常建筑》中坦言的，”無論類型規(guī)模，非常建筑工作室在 1996年到2002年嘗試著建筑了一百一十多次。其中大多都未能進入真正的建筑階段，即未能實施。接近完成的案例，如本書中的二十一個，是相對的少數 “。[12]

　　《非常建筑》收錄了工作室最初幾年諸多未建成的方案，以及有關這些方案的玄思，例如，洛陽某幼兒園、四間房和清溪坡地住宅群的方案，不僅設計語言本身因執(zhí)著于思考而呈現出某種實驗性（如對窗、建筑空間和院的”陌生化“設計），就是設計思想也表現出他的文本狀態(tài)的思考的延續(xù)（例如幼兒園的窗的設計源于對”荒蕪“的城市空間的反應，四間房的設計是對中國歷史文化資源的某種呼應，而清溪坡地住宅群的設計更有對中國傳統院宅、美國獨立式別墅以及當代”中國性“住宅的可能性的深入思考）。

　　但是這些未竟之作畢竟還比較”初級“，再加上他后幾年的大量的未建成方案未及公布和系統闡釋，也就多少削弱了他在這一方面的影響力，他似乎還沒有磯崎新那樣的有意張揚的”信心“，或者是西方語境的”傳統建筑師“的”定位“限制了他在這一方面的更為有效的發(fā)揮。

　　3. 作為動詞的建筑

　　1998年4月6日晚上，張永和在他中國的第一個作品--他的自宅里接受了我為《今日先鋒》做的訪談，后來他將那次訪談的標題定為”建筑：動詞 “。[13] 可以說把”建筑“由名詞而動詞化，正是張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來在已有的姿態(tài)下頑強地推進建筑的物質化的狀態(tài)。

　　在為《平常建筑》寫的序言中，張永和曾詳細闡述了他的”建筑：動詞“觀：“不肯定用平常建筑作書名是否恰當。因為，實際上并沒有一個從非常到平常的轉變。發(fā)生的更是一個對建筑動詞化理解的過程”，“建筑實踐意味著面臨如下的種種問題：如何理解、限定、設計、研究建筑？等等。似乎也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才可能進行建筑實踐”，“漢語中建筑主要用作名詞。但建筑其實是由建和筑兩個動詞組成的。如果將建筑本身還原為動詞，上述問題則可省略建筑前一系列額外的動詞，簡化為：如何建筑？即：如何蓋（房子）？如此：建筑轉化為行動，建筑的物質性突顯了（也可以說，動詞化幫助選擇了物質性，盡管建筑顯然也具有其他的非物質的性質）。建筑轉化為行動，將思考與討論融入行動中去，實踐成為了解答問題的過程”。[14]

　　就像前面說的，對張永和及其工作室而言，建筑語匯的拆解與思辨始終是其堅定的生存信念--思辨的樂趣、變的樂趣、質疑的樂趣，甚至建造過程的樂趣，都遠遠勝過建成品的成就感。

　　《平常建筑》收錄的非常建筑工作室十年來已建成的二十一件作品，其中與建筑有關的為“室內”三件，“改造”五件和“建筑”五件，這十三個作品是前述理念的某種物質化。

　　“室內”的老三件比較著名，即北京和南昌的席殊書屋，以及康明斯亞洲總部辦公室，它們與公寓一樣，以小見大，試圖通過對室內空間及其細節(jié)的深度“閱讀”和“誤讀”，賦予空間以全新的、甚至是顛覆性的意義，如康明斯亞洲總部辦公室顛倒的透明隔斷。

　　五個位于北京的改造設計均顯示出張永和及其工作室對歷史空間資源的尊重和再生的創(chuàng)意，其中遠洋藝術中心的改造不但尊重原建筑的歷史，而且試圖明示并發(fā)展工業(yè)建筑的空間秩序和結構邏輯；水晶石電腦圖像公司辦公室還顯示出對建筑與城市咬和關系的積極探索。

　　作為已建成的建筑，書中收錄的五個建筑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山語間別墅的中國性是被設計者屢屢提及而又被人們有意忽視的，似乎要到后來“長城腳下的公社”里的二分宅的夯土墻，在建筑語言的進一步鄉(xiāng)土化以后，空間的中國化才得以在語境中理解。

　　相對而言，中國科學院晨興數學中心和西南生物工程產業(yè)化中間試驗基地是張永和及其工作室十年的中期最重要的作品，它們都以經過充分陌生化（如外墻及其窗、門的特殊設計與處理）與純凈化的立面設計、內部空間與復雜使用功能的有效整合，以及城市因素的積極導入，而顯示出現代建筑所特有的“氣質”，這與目前國內極端注重立面“個性”而缺乏空間設計研究的做法形成巨大反差。

　　但是與張永和及其非常建筑在國內和國際日益卓著的聲譽相比，他們建筑作品的數量、體量和質量與人們的期待視野還是相距甚遠，也就是說眼下不管是國內還是國際建筑界，都希望非常建筑的作品與其在國內和國際建筑界的名望相符。這已經是非常建筑面臨的老問題和多年的壓力了。

　　近幾年來，與以往執(zhí)著于元空間的研究不同，非常建筑試圖從重新解讀傳統建筑資源和地域文化資源入手，在更為復雜的城市語境中尋求某種新的突破。例如，在蘋果二十二院街（北京）的設計中對傳統院落商街空間（環(huán)院模式）的研究與建構，柿子林別墅（北京昌平）四個方案（側宅入林、瘦房肥院、棋盤院陣、拓撲景框）中分別對南、北方院落和地域環(huán)境的研究與建構；石排鎮(zhèn)政府辦公大樓（廣東東莞）設計難能可貴地進行了針對當地氣候的建筑學研究，試圖利用現代建筑手法解決氣候、環(huán)境、功能等問題，而生產力大廈（廣東東莞）試圖在與自然的表面融合中實現對當代城市建筑空間的探索；河北教育出版社辦公樓（河北石家莊）不僅在內部空間把各種復雜的使用功能作了界定和區(qū)分，還把這種對使用空間的理解在外空間著意強調出來，使這個小城市化了的建筑成為城市再造的積極部分。

　　但是比較一下赫爾佐格和德梅隆最近在樹村（北京海淀）所做的同樣以中國傳統院落為生發(fā)點的設計，以及磯崎新早先在深圳國際交易廣場的方案中對中國城市語境的深刻理解與把握，可以看出非常建筑的作品不管在對傳統空間的理解與轉換上，還是在對建筑與城市日益復雜糾結關系的理解與把握上，都還欠缺更為大膽、獨到和成熟的做法，或者說它至今尚處在成長期。

　　顯然，張永和及其工作室正在目睹、經歷，并且也在體驗著中國的超城市化的速度，在這十年里，我見證了他們保持了與中國建筑界同樣超負荷的工作，但是他們卻并沒有迎合這一人類營造歷史上罕見的巨流。他們是以足夠的耐心和勇氣不惜在那些甚至可以稱之為微型建筑的作品上下大工夫，并僅僅以這區(qū)區(qū)二十幾件作品贏得了在國內和國際的巨大聲譽，不管這些作品有多少可以“名彪史冊”，這種現象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