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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于非洲發(fā)生興趣，緣于過去幾年中中國與非洲日漸親密的關系。

　　奴隸貿易開始了近代非洲的悲劇，殖民統(tǒng)治開啟了現(xiàn)代非洲，也埋下了種種不幸的禍根，非洲也塑造了西方對自身的認識。我們對于非洲沒有那種深層的心理糾纏。過去我們以階級立場來理解非洲，如今則增加了利益的緯度。至于這塊大陸歷史、文化、心理的復雜性，我們則沒有了解的興趣。在內心深處，我們保留著明顯的輕視。直至我們在迪拜機場等待飛往肯尼亞的航班……

　　一

　　迪拜機場的地毯黃底黑條紋，像是一片小型的沙漠，凌晨5點，它一片擁擠，睡眼惺忪。旅人在等待航班的到來，以各種姿態(tài)表現(xiàn)自己的疲倦。除去蜷縮在狹小的座椅上的、斜靠在墻邊上的，我發(fā)現(xiàn)一些奇特的睡姿，他們趴在地面上，左臂背在身后，臉孔斜壓在地面上，仿佛剛剛被正面槍擊，突然倒地，從此長眠不醒。

　　包裹在黑色里的穆斯林婦女，腳步輕盈地掠過，像是來自一個模糊而古老的年代。迪拜，阿拉伯世界的叛逆者還是新的楷模，毫不掩飾地炫耀財富、貪婪、名聲、炫目的科技……我們等待飛往肯尼亞的航班。阿拉伯人溝通昔日的亞洲與非洲，他們帶來貨物、人員與信仰。而現(xiàn)在，運載我們的是阿聯(lián)酋航空公司，空中小姐們身著黃色制服，那條不倫不類的白色紗巾松散地蕩在臉旁。

　　飛機上，我在讀一本旅行手冊《走遍全球-東非》，黃色封皮的，由中國旅游出版社2007年出版。它是叢書中的一本，這套叢書是《LonelyPlanet》的模仿者，編寫者是中國的旅行家，它宣稱是“中國公民出國(境)旅游提供幫助的指南類系列叢書之一”。翻到我們的目的地內羅畢，除去景觀、路線、食宿，它也提到了內羅畢城著名的高犯罪率，這些常規(guī)套路，讓我大吃一驚的是它提供的建議：“鬧市區(qū)千萬不能去，即使一定要去，也要結伴而行，要盡量裝成不是亞洲人。”

　　對于飛機將要抵達的內羅畢，我?guī)缀跻粺o所知，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提到，他在草原上獵殺獅子時得了瘧疾，被迫回到內羅畢治療，腸子幾乎掉出來。對于它屬于的非洲大陸，也是一片模糊。炎熱、政變、饑荒、疾病、殺戮，河馬與鱷魚的搏斗、懶洋洋的獅子，不懈的長跑運動員……它由聯(lián)合國的人道援助和動物世界這兩種畫面拼貼而成，甚至不顧非洲自身的復雜現(xiàn)實：那片寬寬的撒哈拉沙漠將北部與南部切分開，西非、東非之間也差異顯著。談起非洲，經(jīng)常忽略掉那些紛繁的部族、語言，不同的氣候、地理、歷史差異，而將之不容分說地含混化。

　　我對于非洲發(fā)生興趣，緣于過去幾年中中國與非洲日漸親密的關系。我們不停地聽說中國工人在非洲的油田或是礦山遇襲，中國的建筑隊正在那里修建公路、電廠、政府大樓、體育館……

　　在公眾輿論上，它激發(fā)起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在西方媒體上，中國的經(jīng)濟機器正在轟然運行，它的胃口足以消化掉整個世界。而在中國的媒體上，此刻的中國與非洲的甜蜜關系，讓人想起毛澤東時代的傳統(tǒng)友誼。周恩來在1972年不是曾感激地說“是第三世界的階級兄弟們將我們抬進了聯(lián)合國”嗎，這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非洲。對于年長于我的一代人來說，坦桑尼亞是他們最先熟悉的國家之一。冷戰(zhàn)的年代，中國依靠對外援助來擺脫孤立。在國內被饑荒、貧困、混亂困擾時，我們也慷慨地修建坦贊鐵路，將援助運往亞非拉國家。我們厭惡地稱美國是“金元外交”，而我們則是“無償援助”。

　　改革開放以后，這種情緒開始消退。冷戰(zhàn)陰云正在散去，人們發(fā)現(xiàn)世界和他們想象的大不一樣。昔日的敵國變成了他們最渴望去的目的地。而過去的兄弟，倒變得像是遠方的窮親戚。非洲從國家和人們的視野中開始退隱。

　　非洲以意外而迅速的方式再次浮現(xiàn)。它又成了中國領導人的造訪之地，人們開始談論它蘊涵的商機，非洲的元首部長們聚集在北京，探討中國與非洲共同發(fā)展的可能性。但是，它仍顯得陌生而神秘。盡管有過兄弟的關系，但非洲從未給中國留下某種更深刻的感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很難理解托尼。布萊爾式的措辭——非洲是“世界良心上的一道傷疤”。除去政治語言的煽情，它的確也暗示了歐洲與非洲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是奴隸貿易開始了近代非洲的悲劇，殖民統(tǒng)治開啟了現(xiàn)代非洲，也埋下了種種不幸的禍根，非洲也塑造了西方對自身的認識。

　　我們對于非洲沒有那種深層的心理糾纏。過去我們以階級立場來理解非洲，如今則增加了利益的緯度。至于這塊大陸歷史、文化、心理的復雜性，我們則沒有了解的興趣。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國人受盡了“種族”帶來的壓力，“黃色”讓我們遭遇過歧視。這既與那個封閉年代有關，更重要的是中國對于各種獨特性，心懷著那種本能的不信任。

　　二

　　內羅畢，來自于土著人馬賽語中的EnkareNyirobi——有冷水的地方。

　　任登峰有山東小伙子的熱情，讓你冷不下來。“叫我任子就行了”，他帶我們走到機場外的停車場。在到處都是黑皮膚、光頭的世界里，他被結實肌肉繃得緊緊的白T恤和他的硬撅撅的寸頭很醒目。他來自山東省的臨沂，來到內羅畢已經(jīng)四年了，還從未回過家鄉(xiāng)。

　　已是傍晚，內羅畢的天穹像是藍色與灰色的混合。在通往市區(qū)的道路上，大片荒地寂靜地躺在那里，道路上半新的汽車，很多是日本牌子。“它們都是二手車，”任子說，“從迪拜過來的。”很快你就會發(fā)現(xiàn)，這里很多東西都是二手的，在城市的邊緣，人們在做各種交易，二手的衣服、電視、照相機、鞋子……貧困是這些市場的催化劑。

　　對于路邊上散亂的人流，任子說“他們是在下班回家”。對于很多內羅畢人來說，每天步行幾小時是再正常不過了，公共交通糟糕，而且人們愿意省下車費。他們的服裝有點像是中國城市的服裝批發(fā)市場的舊貨，只是他們喜歡鮮艷的顏色。

　　快進入市區(qū)時，車流開始停滯。這也是小販們的活躍區(qū)域，他們靈巧地穿越在車流之間，兜售爆米花、地圖、報紙、國旗、香蕉，那個高且瘦的小伙子正把一個足球靈活地在右手食指尖上轉動，希望吸引無所事事的塞車的人……“盡量不要讓自己像亞洲人”的忠告又回響起來。我們試圖從任子那里得知更多的信息，答案卻是相互矛盾。

　　“一點也不危險，他們都瞎說，”他的山東口音仍舊顯著，但緊接著下句會說，“前幾個月有個聯(lián)合國的車子被搶了，用AK47搶的。”毫不介意前后兩句之間邏輯的沖突。我們很快就喜歡上了這個24歲的小伙子，他單純、直爽得讓你覺得追究邏輯毫無意義。

　　任登峰是我們要拜訪的一家公司的技術工人，修理電視機。這家公司據(jù)說是肯尼亞最成功的中國企業(yè)之一，生產(chǎn)電視機、VCD機等家用電器。是這家公司的股東老張為我辦理的邀請信，我們素未謀面，只是通過一位共同的朋友的介紹，我們共同的朋友相信，如果讓我們在非洲沒有照應地獨自穿行，無疑會身陷困境。

　　汽車在一座六層紅色磚樓前停下。之前，我們路過新華社的東非分社、中國大使館的經(jīng)濟參贊處、一座孤零零的貿易中心ChinaCenter.這是內羅畢市區(qū)邊緣的Hurlingham區(qū)域，中高級住宅區(qū)，紅磚樓是這家電子公司的新總部，它的一層是一家賭場，傍晚剛至，霓虹燈的Casino幾個字正在閃亮，一些中國人的面孔開始向里走。在六層，我們見到了這家電子公司的負責人李先生和他的助手孫先生，他們都來自青島，有一股山東人的待客熱情。

　　新辦公室，還未經(jīng)過裝飾，裸露的四面白墻，茶幾上擺著幾個紙杯茶水。“一路上還順利吧？”我的新朋友們問道。

　　一下子，非洲的情景消失了，之前在樓道里穿梭的黑人工人都成了裝飾品，我又回到了中國的情景。

　　他們安排了我們住處，甚至為我們準備了牙刷。第一頓晚飯是在一家韓國餐廳，老張、老孫，還有老李與他的20歲的兒子坐在我們對面，中間隔著一碟碟泡菜、醬土豆，剛剛烤好的牛肉不斷地端上來，帶著微微燒焦的香氣。

　　老李坐在中間，瘦長、黑黑的面孔上有一股江湖好漢式的氣魄，客氣卻沉默，似乎對一切都了然于胸。12年前，他因為某種負氣式原因來到內羅畢，為中國一家大電器公司開發(fā)市場。如今，最初的單槍匹馬成了肯尼亞最大的電器商之一，它不再僅僅從中國進口產(chǎn)品，而且在本地開設工廠，它也逐漸成為肯尼亞最大的外來企業(yè)之一，本地企業(yè)尊重它的存在。它開辦新工廠，提供捐助項目，偶爾總統(tǒng)也會出席。而中國大使館則習慣將他視作本地華人社區(qū)的領袖，這個社區(qū)剛剛興起，或許尚不到一萬人。戲劇性的是，伴隨著這個品牌在東非市場的蓬勃，它在國內的母公司反倒日漸式微。

　　老李不愿意談及這些，不僅是因為不善言辭，更是因為深深的謹慎。

　　坐在他右側的老張，一直說個不停，像是他的發(fā)言人。1968年出生于青島的他，精明而健談。1990年代初從軍隊退役后，成立了一家貿易公司。在那段混亂而獲利豐厚的時期，作為前海關官員的兒子，他依靠海關的個人關系，獲取了最初的成功。他是老李最初的合作者，后者在陌生的非洲拓展市場，他則負責國內的貨源和運輸。

　　“李總是開拓者，我不是。”老張說。在創(chuàng)業(yè)初期，老李擠在長途汽車上，忍受著顛簸和車內濃重的氣味，用結結巴巴的英語，前往各個地區(qū)，推銷來自中國的電視機。這需要特別的耐心、韌性和勇敢。

　　“我們和那些去歐美發(fā)展的企業(yè)不一樣，”老張說，“我們是因為國內市場飽和，才到這里闖世界。”我不清楚他是因為過分的謙虛和誠實，還是對非洲本身的輕視，說出這番話。

　　自從1963年獨立以來，肯尼亞一直是東非最穩(wěn)定與富裕的國家。當老李1996年第一次來到內羅畢時，發(fā)現(xiàn)它比想象的要繁華得多，市中心那些高樓大廈甚至比青島的市容更顯著。但在接下來的十多年中，他卻發(fā)現(xiàn)這里再毫無變化，而中國卻以翻天覆地的速度改變了。

　　在那條中國人修建的通往乞力馬扎羅山深處的公路盡頭，山頂上的小學中上課的學生Nairobi市郊，依山而建的東非最大的貧民窟Kibera.孩子們在鐵皮棚戶下玩耍他看到了英式殖民地風格的市容背后的強烈貧富差距。控制本地經(jīng)濟的是印度人與巴基斯坦人，他們隨英國殖民者而來，當英國人撤離后，他們接管了銀行、零售、地產(chǎn)這些最重要的產(chǎn)業(yè)。而本地的黑人，大部分飽受匱乏之苦，離這家餐廳不遠的地方就是整個非洲第二大的貧民窟Kibera，據(jù)說超過一百萬人生活其中。這里缺乏制造業(yè)，它是解決大規(guī)模失業(yè)與貧困的最好方式。

　　“印巴人很滑，”老李這樣說，“黑人則笨，也沒什么進取心。”一個簡單的人類學考察，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話題。這里的中國人喜歡簡稱，印巴人是印度人與巴基斯坦人，而鄰近的坦桑尼亞稱為“坦桑”，埃塞俄比亞是“埃塞”，這些簡稱似乎能一下子拉近他們和本地的距離。

　　印巴人控制著零售渠道，老李要和他們不斷地討價還價。在老李的電器公司中，中國人掌握著技術與管理，黑人則是生產(chǎn)者。讓他們頭疼不已的是，這些黑人總是在偷東西，從最小的零件到整臺電視機，他們總有辦法拿走。當我們在本地呆了一段時間后，發(fā)現(xiàn)所有中國人都在抱怨這一點。他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順口溜來表明他們的人類學觀點：無黑不偷，無黃不賭，無白不嫖……

　　“有一天，你們會發(fā)現(xiàn)黑人是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人，當他們醒過來時，會震驚世界。”老李的兒子，對于這下意識的種族玩笑，充滿了不安。他是個面色黑黑、眼神靈動的小伙子，今年20歲，正在美國一所大學里學習機械工程。他是中國年輕一代在這個全球化年代的縮影，12歲他從青島來到內羅畢，在這里的一所國際學校就讀，同學們是不同國家的外交官、商人的子女。2年前，他從這里前往美國。他身上有一種昔日的左派青年們對于公正的敏感，他抑制不住地反駁父親和叔叔們對黑人的態(tài)度。

　　在表達完自己的觀點后，他沒有理會我們的追問。他覺得我的語速太快，他跟不上，他的中文已不太流暢，自從12歲以來，他越來越習慣英文，或許也模糊于到底青島與內羅畢，哪個更是他的家鄉(xiāng)……

　　三

　　我們從圣歌中醒來。公寓對面是一座簡陋的臨時教堂，由塑料帳篷搭成。借由卡拉OK式的高音喇叭，人們的祈禱和歌唱聲，四處彌漫。

　　8月的內羅畢，潮濕且冷，與我們想象的非洲完全不同。我們在周邊做了一個簡短的散步，并和虔誠的教徒們一起祈禱，他們講的斯瓦希利語我們一句也聽不懂。那種格格不入和新鮮感都如此鮮明，我們總是想起昨天的晚餐上，主人們講的一個又一個搶劫故事。

　　早晨十點，有人接我們去吃早餐。餐廳是一個工地上的食堂。那片工地正在興建十幾幢高級住宅，它的地點表明它必定價格不菲。它的對面就是蘇丹駐肯尼亞大使館，它前面的那條安靜的馬路通往前總統(tǒng)的官邸。

　　工地的指揮部是座兩層高的樓房，釉色木板鋪就的地面和高大的門廊表明它的英國殖民風格。它曾是本地一位印度富豪的房產(chǎn)，如今成了來自山東省文登市的一家建筑公司。它承建的可能也是肯尼亞第一個大型的中國房地產(chǎn)項目。

　　公司的負責人老于，煙不離手，額頭刻滿了煙、酒、滄桑歲月的痕跡，一張令人過目不忘的臉。他的文登口音，幾乎像斯瓦希利語一樣難懂。他已經(jīng)在房屋的殖民者風格中，加入中國味道。一層的大廳已改成廚房，一個黑人正熟練地切洋蔥，二樓的辦公室里，零亂的煙灰缸、紙杯，屏幕上滿是灰塵的電腦，還有立在辦公桌旁的兩個長頸鹿木雕……坦白而言，倘若不是依舊的釉色木板，它像是一個中國地方城市的辦公室，只不過它的主人或許是位非洲愛好者。

　　老于坐在這里指揮著他的建筑隊，窗外，十幾個黑人工人正站著砌磚。“沒人，我們可不敢來”，老于的文登話經(jīng)過他助手再翻譯，我才明白。

　　他說的人是指老李。事實上，老李也是這塊地皮的投資人之一，他先解決了各種手續(xù)問題，再把老朋友拉到這里。

　　那天下午，老李也來到工地，他四處勘查。來到一幢剛剛建了一層的別墅前時，他停了下來。“這里將來要挖個游泳池，”他自言自語說，“那還有個網(wǎng)球場。”

　　他神情放松，臉上的興奮取代了平時的嚴肅。這是他規(guī)劃中的新家，他已決定在內羅畢長期住下來。看得出，老李享受那種一切可以做主的控制感。

　　那天晚上，我們繼續(xù)在老于的食堂里吃晚飯。參加者是老李和老于兩家公司的負責人，算是為我們這些遠道的朋友接風。喝啤酒的玻璃杯，倒?jié)M了黑方威士忌。“要喝就喝好酒，要喝就喝個痛快”，這是老于的待客之道。他或許也知道我們無論如何也聽不懂他的文登話，所以仰頭一干而凈。兩杯之后，我們神智不清。老李打開了手機的音樂鈴聲，一段似曾相識的京劇旋律傳了出來，他開始搖晃自己的身體和頭部……離開老于的工地前，我們參觀了工人的宿舍。一個大開間，光線昏暗，兩排雙層床緊緊相連，有人已經(jīng)入睡，有人歪著頭和別人說話，房子中間唯一的桌子上，四個人正全神貫注地盯著麻將牌，手邊是一塊、二塊、五塊、十塊的票子。所有人都來自山東文登。來這里將近一年，他們幾乎沒出過這小小的工地。

　　臨走前，大林也來送我們。他是個27歲的小伙子，他是工地和外界溝通的唯一紐帶，只有他懂英文。買材料，簽合約，從早到晚，每天他要工作13個小時。他胖胖的臉上仍長著青春痘，他身材瘦高的女友和他形影不離。

　　幾個小時前，大林駕車帶我們去著名的Kibera一看。“我在房頂上，看著那里人往外沖，警察開槍”，大林說的是2007年底總統(tǒng)大選引發(fā)的騷亂。這次競選突顯出今日肯尼亞或許也是整個非洲的深刻困境——部落主義阻礙著現(xiàn)代國家的形成。來自Kikuyu族的現(xiàn)任總統(tǒng)瓦伊。齊貝吉在大選中獲得了可疑的勝利，反對派領導人拉伊拉。

　　阿莫洛。

　　奧廷加指責齊貝吉領導的民族團結黨在計票過程中舞弊，要求對全部選票重新進行統(tǒng)計，但遭到肯尼亞選舉委員會拒絕。奧廷加來自另一個部族LUO，他也被視作向Kikuyu的主導地位挑戰(zhàn)的肯尼亞的其他41個部族的聲音。爭論引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沖突，在內羅畢、蒙巴薩、基蘇木以及東部和西部其他一些地區(qū)，騷亂頻繁，年輕人在煙火中手持長刀的照片，令世界為之嘩然……

　　大林對于這一沖突，輕描淡寫。當我們的車進入Kibera時，發(fā)現(xiàn)這里像是一場盛大Party散場后的混亂、嘈雜。鐵皮房一間連一間，蔓延開去。一條狹窄小路將它切開，沿路是商店、旅館、理發(fā)店、餐廳，墻上是色彩復雜的涂鴉，還有奧巴馬的照片，他的血液中有肯尼亞人血統(tǒng)，是這個國家新的驕傲……廉價與臨時之感，是如此強烈，仿佛一陣狂風吹來，這里就將從此消失，但你又很清楚，即使這些碎片四處散落，但它們又將在各自地方迅速繁衍。年輕人無處不在，他們站在路邊、墻角、屋中，或干脆道路中央，談話、觀望、相互打招呼，把手中的錄音機的音量開到最大……仿佛，這里一直如此，那些悲劇早已被沖刷掉。

　　四

　　“我自己家的歷史以及印度洋的歷史都是從歐洲人寫的書上了解到的……”奈保爾寫道，“我覺得如果沒有了歐洲人，我們的過去就會被沖刷掉，就好像鎮(zhèn)外那片沙灘上漁人的印跡一樣。”

　　小說《河灣》中充滿了絕望。通過一張三桅船的郵票，奈保爾辨認出歐洲人與非洲人、阿拉伯人命運的不同。前者能夠分析與記錄自身，而后者則對于自己和所生活的世界始終模糊不清。在和李參贊的談話時，奈保爾的這段話不經(jīng)意地跳出來。他向我們回顧起中國與肯尼亞的商業(yè)交往。

　　在第一階段的1980年代，來到肯尼亞的是少數(shù)幾家國有的中國建筑公司，他們在此修建援建的體育場、公路，一年前竣工的莫伊國際體育中心是其中最著名的項目，修建者是中國四川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階段從1992年左右開始，并持續(xù)到1990年代末，在中國市場日漸飽和的輕工業(yè)品，從紡織品、皮包、扣子到電視機、VCD機，你在中國浙江小鎮(zhèn)義烏的小商品市場見到的東西，似乎都能在此找到買主。很多尋找機會的小商人，經(jīng)常是和別人合訂一個貨柜，然后就在內羅畢街頭擺上了地攤，賺上一筆就回國。

　　第三階段則是過去的10年，投資型的中國企業(yè)不斷出現(xiàn)，他們在此興建工廠、招募工人，拓展市場，老李的電器公司被視作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但是，當我們想知道更詳細的信息時，這位已在此工作三年的官員說：“這些都是我的個人印象，是聽他們說后整理的，目前還沒有更詳細的整理。”他建議和那些更早的中國商人談談，他們把在本地的中國人稱作“老Ken”，這Ken即是“墾”與“肯”的雙重意思。

　　孟書田是這樣一位老Ken.對于肯尼亞的第一印象是它的綠與繁榮。遍布內羅畢高樓間的草坪與樹木，讓他大吃一驚—非洲不是貧窮與沙漠的代名詞嗎？

　　從Nairobi通往LACTOTO的長途大巴

　　Kibera貧民窟，主要的交通工具MATATU，后面張貼著祖籍肯尼亞的BarackObama的招貼畫，他的同父異母的弟弟現(xiàn)在還生活在Nairobi

　　那是1993年9月，30歲的孟書田是中國河南省安陽市的電池廠的一名外貿干部。擁有3000年以上歷史的安陽，位于河南省的最北部，它是埋藏有甲骨文的殷墟所在地，經(jīng)常被視作中華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在歷史的遺跡之上，安陽還曾是新精神的倡導者。在它境內修建的紅旗渠，像大寨、大慶一樣，是“敢叫日月?lián)Q新天”的革命豪情的象征。

　　建于1951年的安陽電池廠則是新中國的輕工業(yè)浪潮中一員，在1960、1970年代它的黃金歲月里，它是全國三大電池廠之一，它最著名的品牌是“金鐘牌”。當孟書田1985年從河南大學英語系畢業(yè)后，電池廠仍是個令人羨慕的工作，畢業(yè)前他在那里實習。那時，中國企業(yè)正流行引入外國先進設備，安陽電池廠引進一套美國的生產(chǎn)流水線。孟書田負責翻譯說明書，溝通美中專家之間的交流。

　　但是，一名畢業(yè)生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他被分配到一所中學當英語教師。四年后，經(jīng)過種種努力，他終于如愿地調到了電池廠。他的精明、勤快很快贏得了廠里的信任。1963年出生的孟書田的家庭曾是商人之家。他的姥爺經(jīng)營過不錯的農(nóng)具與染料生意。但是生意沒能傳下來，在孟書田父母這一代成長時，小商人已被視作必將消滅的寄生蟲。孟書田的童年歲月也曾蒙受“家庭成分不佳”的陰影。但想必他也遺傳了家族的精明特性。

　　電池廠的輝煌年代正在逝去。各個地區(qū)正在積極興建發(fā)電廠與電網(wǎng)，充足的電力是保障中國經(jīng)濟的繼續(xù)高速增長。

　　電池市場在大城市迅速萎縮，它只有依賴鄉(xiāng)村市場。在某種意義上，那些一號、五號或七號的干電池是一個落后地區(qū)的象征——它沒有穩(wěn)定、充沛的電力供應。

　　孟書田是在1992年石家莊的一個短期機電出口培訓班上第一次對非洲發(fā)生興趣的。班上的兩位同學，分別是河北一家鞋廠的廠長與書記的兒子，他們已在嘗試將廠里的布膠鞋、拖鞋賣到非洲去，他們所選的地方是肯尼亞。盡管對于肯尼亞幾乎一無所知，遠行的夢想?yún)s多少打動了他，他是個有浪漫情懷的年輕人，在四年高中英語老師的生涯中，他經(jīng)常獨自吹長笛打發(fā)寂寞時光。

　　他很是花了一番心思與時間來說服廠里的領導，不過依據(jù)的邏輯卻很簡單——聽說非洲缺電，缺電就需要電池。

　　1993年秋天，他成功了。此刻的中國企業(yè)再次經(jīng)歷一場風潮，各地開始興建集團企業(yè)。孟書田所在的工廠也合并了幾家小型電池廠，開始了集團化。領導者也深切感受到國內市場的壓力，所以孟書田最初的不切實際的提議，如今獲得過度的意義

　　。在9月的送行會上，廠長開了茅臺和人頭馬，酒精刺激出抒情語言：“小孟，安陽電池廠的3000多名員工就靠你了。”

　　對于一家1993年的安陽國有企業(yè)，去非洲開辦一家分公司仍是個大膽的決定。廠里撥出了5000多美元和750箱電池，作為啟動資金。

　　對于孟書田來說，這是一次真正的遠行，也是他第一次坐上飛機。從北京出發(fā)，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轉機，再抵達內羅畢。5000多美元中扣掉2000多美元機票錢，只剩下3000美元左右了。而那750箱電池還在大海之上航行，他也不知道，肯尼亞人是否會接受這些中國人生產(chǎn)的電池。

　　他在河北培訓班認識的兩位同學，給他提供了最初的幫助。1993年的肯尼亞迎來了與中肯商業(yè)往來的第二階段。

　　國有企業(yè)的背景幫不上孟書田什么忙。的確，肯尼亞市場需要電池，但是一家叫“永備(Eveready)”的美國電池公司已占據(jù)了主要市場，這家公司在資金、技術、聲譽上擁有無可匹敵的優(yōu)勢，其歷史足以追溯到1890年代前的愛迪生年代。來自中國安陽的“金鐘”能夠被接受嗎？

　　當那750箱電池最終抵達了內羅畢時，孟書田發(fā)現(xiàn)四分之一已經(jīng)因潮濕而廢棄。他雇傭了本地人挑揀、分類，自己則開始在街上一家家的雜貨店上推銷金鐘牌電池。

　　很多事情要從頭開始，注冊公司、租房子、做英文賬、學開車、打字、采購、雇人……他在安陽學習的“中國式英文”，在與非洲式英文或印度人英文交流時，經(jīng)常充滿障礙……我們見到孟書田時，這些困擾已經(jīng)散去。我們坐在內羅畢大學附近一家酒店里喝咖啡。他有一張再普通不過的方面孔，眼睛不大，半長的頭發(fā)貼在頭頂上，他的藍白格子的襯衫、暗黃色的卡其布褲子，舒適、有點皺巴巴的。他對侍者說英文時，嘴巴幾乎不張開，發(fā)音既不充分，音調也低。

　　此刻，他在肯尼亞的歷險已獲得了公認的成功。中國大使館的商務參贊認為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國人在此的歷史。從1993年至今，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早已與最初設想的不同。

　　1995年，鼓勵孟書田來此的兩位河北同學返回了中國，他們的布膠鞋生意破產(chǎn)了，而此刻金鐘牌電池開始被肯尼亞人接受，并開始拓展到坦桑尼亞、烏干達、埃塞俄比亞等周邊國家；1998年，他說服安陽的領導在內羅畢開設工廠，生產(chǎn)電池、燈泡及手電筒——它們在鄉(xiāng)村大受歡迎；2003年，他離開了安陽電池廠，因為老派的人事糾紛——廠內的高級管理者都想在這個更有趣、更自由、更容易支配資金的崗位上呆一呆……

　　出局的孟書田沒興趣再回到中國，盡管他嘗試了一下。在名義上他被提升到了廠長助理，在安陽一座老式辦公樓里有一間自己的辦公室。安陽這座古老城市是1990年代中國暴風驟雨式變革的旁觀者，在很多方面，它仍舊保留著計劃體制年代的特色。讓孟書田下了辭職決心的是辦公室的那張單人床——它供領導午睡用。這讓他的記憶回到了那個僵化的年代。

　　回到內羅畢的孟書田，開辦了自己的電池廠，注冊了一個全新的品牌CARA，如今它也占據(jù)了肯尼亞30%的市場，他的公司也從事貿易業(yè)務，將國內的冰箱、燃氣灶批發(fā)到本地市場。他的妻子和16歲的女兒也搬到了內羅畢。他喜歡這里的生活，天空一年到頭湛藍，溫度怡人，很多河流可以釣魚，他也喜歡本地人的干凈與有禮(多少是英國殖民的傳統(tǒng)所致)……一到周末，他和朋友帶著帳篷在野外露營，生火煮剛剛釣上的魚。“你知道‘鮮’字是什么意思嗎，”他自問自答說，“把羊油涂在熱鍋上，再下魚。”

　　當然，他也會提到這里生活的某種不安定。

　　2007年底沖突中，仇恨與恐懼包圍了整個肯尼亞，孟書田的電池生意大受影響，工廠關閉了整整三個月。不過，他已適應了這里的節(jié)奏，包括內羅畢令人擔憂的犯罪率，即使白晝在公園里垂釣，你也可能被持槍搶劫。“但是，這里總比南非強多了，那里是先打死你，再翻你的口袋，”他半開玩笑地說，“但在這兒，他只拿你的現(xiàn)金，你的證件和信用卡都不會動。”

　　孟書田，是第一個讓我感到真的喜歡當?shù)丨h(huán)境的中國人，他閱讀當?shù)氐挠⑽膱蠹垺禩heNation》，和我分析肯尼亞的政局……他的自得其樂，他在遙遠的非洲能呼吸到在安陽所沒有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