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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黃仁宇為什么要進行明史的研究？為什么他的研究會一直緊扣中國近現(xiàn)代的社會轉(zhuǎn)型與不斷革命問題？為什么他選擇了這樣一種富于“宿命”色彩且具有強烈悲觀性的視角？

　　歷史學的研究，看似為一門技術性的專業(yè)，實際上，從古到今，很多在人生中遭遇了痛苦或困惑而得不到解答的知識人，往往可能試圖通過對歷史的研究與書寫來追尋自已的“天問”。

　　西漢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司馬遷遭李陵之禍而受刑。而這一災難，始終促使他圍繞“天人之際”的困惑去思考歷史問題?！妒酚?middot;管晏列傳》：“或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回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雎，聚黨數(shù)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尊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驌竦囟钢?，時然后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fā)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shù)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天命與正義的問題，始終困擾著這位史家。在他這里，這困惑與自已的生命、經(jīng)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而通過著述和思考，則是對困惑進行解答的最好方法。因此，在他著名的《太史公自序》中強調(diào)：“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公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fā)憤之所為作也。”

　　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說：“但是歷史運行，有的并非用行為的因果關系能加以解釋，而形成為人類理性照射所不及的幽暗面，即使史公之所謂天。這可以稱為歷史中的偶然性，這是歷史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特殊性[17]。”司馬遷的“天”具有神秘難測的復雜性，在他看來，因人生中遭遇強烈痛苦或困惑的一流學者，往往會通過研究歷史或著述等方式來思考探求自身的“天問”。黃仁宇顯然受到過司馬遷很大的影響。據(jù)他自已稱：“我小時候讀書，很受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滿頭腦充滿著傳奇性的希望和想法[18]。”

　　不僅僅中國古代的先賢以治史來進行“天問”，古代西方同樣具有這樣的傳統(tǒng)。例如，親自參加了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雅典軍官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親眼目睹了強大的雅典提洛同盟戰(zhàn)敗瓦解。雅典在付出慘重代價和犧牲之后，降格為一個二流城邦。親歷這一事實和慘苦的戰(zhàn)爭記憶迫使他思考這段歷史。

　　筆者以他寫作的巨著《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中記載的雅典將軍尼基阿斯(Nicias)之死為例。據(jù)色諾芬《論收入》卷四記載，尼基阿斯擁有財富、良好的出生、教養(yǎng)、德性和美譽。很難想到他最后會有慘死的命運。修昔底德也說：“在與我同時代的所有希臘人中，尼基阿斯這樣的人是最不應當遭逢這種厄運的人，因為他一生都專注于道德修養(yǎng)，用它來規(guī)范自已的行為[19]。”可他最后竟因迷信日食而錯失全軍撤退的機會，最后被科林斯人處死。他慘苦的受難背后，正是修昔底德反復要思考的“天命”主題。也許在修昔底德看來，他與被天命詛咒的俄狄浦斯王（Oidipous)是同樣悲壯的角色。而雅典的厄運，又何嘗不是一個被詛咒了的“俄狄浦斯王”呢？

　　這些例子都說明了，古今中外，在人生中遭遇了痛苦或困惑而得不到解答的知識人，往往可能試圖通過對歷史的研究與書寫來追尋自已的“天問”。

　　五

　　黃仁宇參加過中國的抗戰(zhàn)，也差點卷入到內(nèi)戰(zhàn)之中。與修昔底德一樣，軍人的生涯與經(jīng)歷迫使他必須對歷史進行追問。這樣一種經(jīng)歷，是相當獨特的。因此，他也具有其他學院派歷史學者很少具備的經(jīng)歷與問題意識。

　　正如他自已所說：“我如果宣稱自已天生注定成為當代中國史學家，未免太過狂妄自大。不妨換一種說法：命運獨惠我許多機會，可以鉆在中間階層，從不同角度觀察內(nèi)戰(zhàn)的進展[20]。”而他本人所結(jié)識的親朋故友，除國民黨陣營之外，還有“田伯伯”、“海南弟”、“廖沫沙兄”等屬于共產(chǎn)黨陣營的人。在他本人看來，兩方在道德上其實都沒有錯，都在為一個“新中國”的理想而努力奮斗。這些國共雙方的故友，大多在殘酷的歷史中成為了犧牲者。

　　至于中國的內(nèi)戰(zhàn)，被他稱為：“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暴力的內(nèi)戰(zhàn)[21]。”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災難、痛苦與殘酷，加之黃仁宇本人所經(jīng)歷的一切，最終促成了他通過歷史研究來探求這一切背后那個痛苦的答案。

　　關于史學追問的責任，他認為：“對于內(nèi)戰(zhàn)的滔天大罪，我們可能無法辯解、合理化、補償或甚至道歉。如果假裝一切都沒發(fā)生，就怠忽了歷史學家的職責[22]。 ”“我這樣解釋歷史，超過黨派的分別，也超過國際的界限，即對重洋遠隔的師長同學，以及在內(nèi)戰(zhàn)期間喪生的亡友靈前，才都講得過去[23]。”這些都意味著，黃仁宇對歷史的研究與思考，都是帶著這一系列沉重的目的與追問而展開的。

　　六

　　親身經(jīng)歷了歷史的苦難與反思的經(jīng)驗，是黃仁宇寫成《萬歷十五年》的根本動力。要追問近現(xiàn)代中國那些殘酷與痛苦的根源，那些促使作者父親、親人、朋友卷入一場又一場革命與戰(zhàn)爭，卻又無力改變這一切的，又見證了許多故人為此犧牲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對黃仁宇來說，歷史——或者說“大歷史”，本身就帶有“宿命”規(guī)定的強烈色彩。一件歷史事實的背后，是一長串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承接。

　　黃仁宇認為：“我大可以說，現(xiàn)代中國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開國之初，因為當時將退縮的精神加以制度化[24]。”在這里，線條可能會清晰起來：正是大明帝國初建時造就的那一套農(nóng)村組織與落后的管理模式，缺乏專門技術化的文官集團，強大的運作慣性和通過道德代替財政管理，這一切促使了明、清帝國的內(nèi)向保守和不能進行數(shù)目字管理，只能依靠散漫的村莊、低效的文官、道德或個人魅力來勉強支持。這正是中國需要大規(guī)模改造和社會劇烈變革才能實現(xiàn)向現(xiàn)代社會轉(zhuǎn)型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這個意義上講，《萬歷十五年》不僅僅通過萬歷皇帝的悲劇或宿命意味投射了黃仁宇個人的悲哀與無奈，也是整個明代以來中國歷史必然經(jīng)歷痛苦的那個巨大命定的展示：個體的努力與掙扎在這里往往徒勞而悲壯。

　　“對我來說，命運預定說很有用，可以在中國當代環(huán)境之下維持歷史主義[25]。”帝國的殘陽，不僅是大明帝國落日前的刺眼斜照，也是中國近現(xiàn)代悲壯歷史的一抹鮮紅。黃仁宇那些為建設新國家而犧牲的國、共雙方的故友，命運都與萬歷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戚繼光等沒有本質(zhì)不同。在他看來，歷史有著自身演進的內(nèi)在邏輯。因為：“我逐漸明白，中國內(nèi)戰(zhàn)就像17世紀的英國內(nèi)戰(zhàn)和19世紀的美國內(nèi)戰(zhàn)一樣，在第一聲槍響出現(xiàn)前，命運就早已決定了[26]。”

　　《萬歷十五年》正是這位“現(xiàn)代史遷”用以“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的立言結(jié)果?！度f歷十五年》背后的圖景，還是那片揮之不去的悲壯殘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