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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繆爾森來信中國

　　“遺憾的是，薩繆爾森先生此次中國之行并未成行，但是他帶給大家一封親筆信，并由佩德羅·雷諾教授代為宣讀。”

　　2008年12月6日上午10點，因為身體原因，保羅·薩繆爾森并沒有親自出席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石化廳舉行的首屆全球管理論壇，可沒想到，一年之后的2009年12月13日，卻從大洋彼岸傳來薩繆爾森病逝于馬薩諸塞州家中的消息。

　　這封名為“對中國未來發(fā)展的建言”的信件，可以視為一代經濟學巨匠薩繆爾森給中國最后的來信。

　　所幸，包括成思危、李榮融、吳敬璉等在內的臺下就坐政經要人，以及筆者，皆見證了這一由國際管理學會前會長雷諾代為宣讀來信的歷史時刻。

　　作為主張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結合的凱恩斯學派領軍人物，薩繆爾森因一本《經濟學》而成為全球經濟學愛好者之師，同時，1915年出生的薩繆爾森，不僅目睹了一戰(zhàn)后美國采取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柯立芝繁榮”，而且也見識過1929年華爾街股災過后，20世紀全球所經歷最大蕭條的巨大破壞力，乃至二戰(zhàn)后，由全球化所帶來的新一輪經濟周期復蘇的全過程。

　　也是在新一輪經濟周期中，資本主義陣營的美國經歷了“黃金十年”和緊接著的“滯漲時代”，乃至2007年由“次貸”引起的金融危機，而與其對壘的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前蘇聯(lián)，也已于1989年解體，并采取“休克療法”走上了全盤市場化道路，一度陷于混亂。

　　在中國，1978年的改革開放，則讓中國走上了一條對企業(yè)放權讓利，同時政府又適度宏觀調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相比于俄羅斯全盤市場化的悲慘結局，最近三十年中，曾經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中國改革取得了驕人成績。

　　毫無疑問，中國正在走一條既有別于完全市場經濟，又不同于計劃經濟的新道路。為此，薩繆爾森在其逝世前2個月，還在《全球化能否得到救贖》一文中，談及中國是解決問題的關鍵。與此同時，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遠未完成，這位自稱走“中間道路”經濟學家的來信和見識，亦對今天站在改革關節(jié)點上的中國有著太多現(xiàn)實啟示。

　　從哈佛到麻省

　　“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們喜歡用極端對立的方式思考問題，這不是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作風。”1998年10月，薩繆爾森在麻省理工學院為其將要在中國出版的《中間道路經濟學》中譯本序言中寫道。無意間，這也道出了薩繆爾森一生經濟學研究道路和思想演進軌跡。

　　作為出生于美國印第安納州加里城一個猶太人家庭的薩繆爾森，起初并非是一個凱恩斯主義者，相反，他20歲在當時美國自由放任經濟思想大本營的芝加哥大學拿到了學士學位，其后，他進了哈佛大學，并親眼目睹他50歲的導師阿爾文·漢森向“凱恩斯引進者”轉變的過程，此后，薩繆爾森從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陣營倒戈。

　　薩繆爾森于1941年完成《經濟分析基礎》的博士論文，并因為他一貫高傲的態(tài)度而在哈佛大學遭受冷遇，于是，他便到了當時經濟學專業(yè)名氣并不大的麻省理工學院任教。

　　哈佛大學有理由感到后悔。1947年，32歲的薩繆爾森獲得了美國首枚專為年輕經濟學家所設置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1970年，因其“對提升經濟理論的科學分析水平的貢獻超過了任何一位當代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成為美國第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佛大學奧特·?？怂菇淌谡f，哈佛失去了這個時代最優(yōu)秀的經濟學家。

　　二戰(zhàn)后薩繆爾森發(fā)現(xiàn)，當時哈佛大學的學生用的經濟學教材里尚未涉及二戰(zhàn)，也很少談及凱恩斯的新經濟學，“哈佛和麻省理工的學生經常是一副目光呆滯的樣子。”當薩繆爾森這樣說，他的系領導便請他寫一本新教科書，于是，后來注定要瘋傳全世界半個世紀的《經濟學》，便開寫了。

　　“我的網球擱置了”薩繆爾森說。

　　1950年，由麥格勞·希爾公司出版第一版《經濟學》，總共銷售出了12萬冊，但是，薩繆爾森很快便受到了分別來自于馬克思主義者和工商界的攻擊。馬克思主義者說，他們對書中的資本主義傾向感到不滿，工商界則擔心書中的社會主義傾向和親政府的姿態(tài)。

　　“事實上，你右臉被打時的疼痛，會隨著左臉再被打一下而減輕。”薩繆爾森就這樣回應。這已經不能阻止他的《經濟學》風靡，由于薩繆爾森在書中運用了簡單的代數(shù)和圖形，進而簡化了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及至后來半個多世紀中逐步風靡全球，以40多種語言在全球銷售超過1000萬冊，影響了整整兩代人。

　　有如他的書超越他所有經濟學前輩的成績，薩繆爾森對自己也相當自信。獲得諾貝爾獎后，薩繆爾森無比自豪地自比為偉大的科學家艾薩克·牛頓和天才的數(shù)學家高斯。他說：“我對我寫下的每一章、每一篇論文、每一個注釋都非常滿意。”

　　薩繆爾森的中國啟示

　　“可以肯定地說，完全自由的放任主義，不僅會導致個人之間的不平等發(fā)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會帶來不可避免的宏觀經濟不穩(wěn)定性——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經濟衰退與經濟不景氣，還有投資性金融泡沫與狂躁的價格暴跌危機。”薩繆爾森在《中間道路經濟學》序言中對他的中國讀者說。

　　對于改革開放三十年后崛起的中國，再也沒有一次事件可以像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沖擊那么深。2008年，隨著美國次貸泡沫的破裂，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道路也受到了質疑，中國也再一次站在了時代的十字路口上。

　　在這份薩繆爾森來信上，薩繆爾森建言說，中國將來應該以奉行“適度中間路線”的經濟體作為自己的發(fā)展目標。他還解釋道，他無法在左右之間抉擇，而是因為中間路線優(yōu)于其他兩個選擇。

　　對于中間路線的適度問題，薩繆爾森仍在經濟學的效率和公平之間權衡。

　　“如果一個社會過度實行中間路線，并試圖干預市場活動，進而想對收入和財富進行近乎平等的分配，那一定會削弱任何市場體系的活力……但如果出于非理性的理想主義而忽視了現(xiàn)實主義，那就會扼殺中間路線，并使人類回到左翼和右翼的老路上，或者回到某種糟糕的組合路線上。”

　　關于薩繆爾森所說的效率和公平把握“度”的問題，這在俄羅斯“休克療法”后果上有著充分的說明。由于采取了激進的私有市場化策略，解體后的前蘇聯(lián)，很快在全盤市場化浪潮中陷入物價飛漲，嚴重通貨膨脹的混亂當中。

　　“俄羅斯創(chuàng)造了一種市場經濟，但卻是一種被扭曲的市場經濟。”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克里斯蒂婭·弗里蘭在其經過大量調查后寫就的《世紀大拍賣——俄羅斯轉軌的內幕故事》里評價道。這本書的內容，則是“休克療法”后的俄羅斯，如何在“公平”不存之下，如何被權貴和陰謀家操縱的故事。

　　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教授則說：“市場經濟是有好壞之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會出現(xiàn)岔道和彎路。其中之一，就是偏離規(guī)范的，法制的市場經濟方向，演變?yōu)樗^的權貴資本主義。”

　　無獨有偶，因以“皇甫平”為筆名，1991年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進而促動中國市場化改革走向深入的資深媒體人周瑞金，2009年12月14日也在英國《金融時報上警告說，“在社會資源從權力配置向市場化配置轉型的過程中，官場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團’所裹挾，甚至被拉下水。如果不進行改革，這種危險就會越來越大。”

　　薩繆爾森認為，純而又純的資本主義，只是在上世紀20年代的美國才能看到。他在來信中為自己做的評價則是：“作為一個長期浸淫其中的經濟學家，我努力信奉現(xiàn)實主義，而不是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

　　這種現(xiàn)實主義，也體現(xiàn)在他對政府宏觀調控認識上。他的中間路線，在于對經濟的民主監(jiān)管，即合法理性的，可以被監(jiān)督和討論的監(jiān)管措施，而非對經濟的粗暴干預。他說，“理性監(jiān)管永遠無法做到完美，但優(yōu)于其他目標。”

　　薩繆爾森逝世后，世界銀行發(fā)展研究院研究員鄒恒甫對他評論稱，薩繆爾森極力倡導“福利社會主義”，并自稱自己為“Disadvantage Dog(劣勢狗)”，主張維護弱勢群體利益，因為弱勢群體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利益最容易受到侵害和漠視。

　　在鼓勵中國走出適當“中間道路”同時，薩繆爾森在《全球化能否得到救贖》文章中，也給出了全球經濟復蘇之道。

　　他說，由于發(fā)展中國家的社會對住房、消費和醫(yī)療保障有著巨大需求，這些國家應為本國市場生產更多，而減少出口，進而，美國出口更多而進口更少。經濟學家所稱的“全球不均衡”——美國嚴重的貿易赤字，以及與其相應的中國和其他地區(qū)龐大余額——將會萎縮。全球經濟增長會復蘇，問題將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