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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對日占領，是一場始于理想主義、終于機會主義的“革命”。

　　回過頭來看，1945年8月15日的“玉音放送”，那個頭一次出現(xiàn)在收音機里，被噼里啪啦的雜音包圍著的聲調高亢、口氣拘謹、用詞古雅的被稱為“陛下”的44歲男子所宣讀的《終戰(zhàn)詔書》，并未能向日本人傳遞關于戰(zhàn)敗的明確信息，在這篇以非日常的日語文言草就的御詔中，從未出現(xiàn)諸如“投降”或“戰(zhàn)敗”的措辭。天皇只是簡單地評述說“日本戰(zhàn)局并未好轉，而且世界大勢也于我們不利”，吩咐國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在重申“發(fā)動戰(zhàn)爭是為了確保日本的生存和亞洲的穩(wěn)定，不是出于任何侵略目的而干預他國的主權完整”后，他語氣沉重地提及敵國的暴行：“敵人第一次殘酷地使用了原子彈來殺戮和殘害大量的無辜者，慘重的人員傷亡難以計數(shù)”……進而，他斷言，“再繼續(xù)戰(zhàn)爭不僅可能導致我們種族的滅絕，而且可能導致整個人類文明的毀滅。”因此，接受盟軍結束戰(zhàn)爭的要求，“為萬世開太平”，乃“朕之圣意”。以某種極富儀式感的形式，恥辱的戰(zhàn)敗宣言被置換為對日本的戰(zhàn)爭行為及其個人崇高道義的莊嚴背書。

　　難怪當時很多國民聽不大懂，他們懵懂中只知道“終戰(zhàn)”——戰(zhàn)爭結束了。不僅如此，就連兩周后的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軍艦“密蘇里”號甲板上正式舉行的受降儀式帶給日本社會的，更多的也是某種恍惚、麻木感，類似經(jīng)過長期極度疲憊后的虛脫狀態(tài)，其典型的臨床表現(xiàn)為集體性的“心不在焉”和“精疲力竭”。

　　所以，在天皇玉音放送結束后，選擇“玉碎”的人實際上比預想的要少：大約有幾百人，而絕大部分是軍官。這一數(shù)量僅相當于德國投降時自殺的納粹軍官的數(shù)目，而后者從來就沒有一種能與日本的自殺殉國相“媲美”的瘋狂信仰。

　　當善于做秀的聯(lián)合國軍司令官麥克阿瑟口銜玉米芯制煙斗，從東京郊外的厚木機場首次踏上這個國家的土地的時候，并未遭遇預先設想的叢林戰(zhàn)、巷戰(zhàn)等惡劣情況，相反，直到1947年之前，無論是左派還是自由派人士，都把美國占領軍看作是解放軍；美國為戰(zhàn)敗國量身定制的改革方案，也被看成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民主革命”的大膽實驗。從戰(zhàn)前就被囚禁，一直坐了18年監(jiān)牢的日共領導人德田球一，尚未邁出監(jiān)獄大門，便寫下了熱情似火的《告人民書》：“我們向在日本的盟軍占領軍表達最深切的感激之情，他們致力于從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手中解放全世界，為日本的民主主義革命開辟了道路。”后來，冷戰(zhàn)升級，此番言論無疑成了令共產(chǎn)主義者感到尷尬的口實，日共只好勉強把德田發(fā)言做一番合理化解釋，強調德田所指的盟國包括蘇聯(lián)在內(nèi)云云，此乃后話。但日本國民經(jīng)過最初的虛脫，開始以莫大的熱情擁抱征服者則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這里，日本民族性格中不可思議的服膺強者、信守契約的一面再次凸顯。軍旅出身的著名美籍華裔歷史學者黃仁宇曾親眼見證了國軍對日軍受降，后又作為中國駐日代表團成員短暫參與過盟軍對日占領，他在回憶錄《黃河青山》中寫道：“前來迎接我們飛機的日本陸軍及海軍軍官，一點也沒有我們預期的不快或反抗態(tài)度。他們舉止體貼有禮，甚至顯得快活。一聲令下，他們的司機就拿下轎車上的日本國旗，神色從容，換上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我們當時并不了解，大和戰(zhàn)士是全世界最直線思考的民族。依他們的想法，一旦挑起戰(zhàn)爭，必須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暴力來決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裝沖突后的決議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因此戰(zhàn)勝者一旦誕生，就再也沒有必要去讓其他因素干擾最終決定，也就是終極事實……無論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翹起的嘴角、鬼臉、不滿的抱怨或是一絲一毫的揚言復仇。”對此，黃贊嘆道：“日本人不愧是一流的輸家，他們的自制力超群絕倫。以前的敵人在我們面前表現(xiàn)如此杰出，讓我們開始懷疑，他們是否就是傳聞中殘暴野蠻的日軍”。前新加坡總統(tǒng)李光耀也在其自傳中談到，1945年日本戰(zhàn)敗后，昨天還很殘暴的日本軍人整齊列隊，將新加坡的街道打掃得干干凈凈。如此敏捷的轉身，使他“心里泛起一陣寒意”?？梢哉f，如果不是在那樣的歷史關頭，如果沒有歷史見證者的一手證言，這種構成一個民族性格有機立方體的微妙側面也許永遠被遮蔽在歷史主流敘事的陰影中。

　　更有一些細節(jié)數(shù)據(jù)，讓人們看到處于大歷史拐點上的日本人，其實并不像傳說的那樣頑固、偏執(zhí)，不僅不偏執(zhí)，簡直可以說是非常靈活，與時俱進。戰(zhàn)后初期第一暢銷書是《日美會話手冊》，創(chuàng)意者是一位叫小川菊松的出版人，而創(chuàng)意竟產(chǎn)生于聽玉音放送的時候。據(jù)說，彼時，他正在一次商務旅行的途中。來不及擦干眼中的淚水，就登上了返回東京的列車，同時開始盤算如何在劇變的新形勢下發(fā)財致富。當汽笛一聲長鳴，火車駛進東京站時，突然間便抓住了這個靈感，有如神助，正可謂“化悲痛為智慧”。一個月后，這本只有32頁的會話手冊問世，首印30萬冊很快告罄。至1945年底，已行銷350萬冊，作為全國最暢銷出版物的紀錄一直保持到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