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限購政策如何調整，其最終的本質上仍然是樓市的一種行政調控手段，并無無助改變目前樓市供應短缺和流動性豐富的現(xiàn)實。

　　本刊編輯部 上周出臺的京版國八條細則，對外地人在北京購房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嚴格的條件限定，這讓北京成為了市場人士一致聲討的“活靶子”。

　　一直對政府嚴厲的行政調控手段頗有微詞的華遠地產(chǎn)董事長任志強就認為，北京的限購令嚴重擾亂了城市化的進程，“本來是政府土地供給政策出錯，現(xiàn)在卻要怪消費者過度買房；本來是要提高城市化率，卻又怪無戶籍人口進城買房。并質問：北京奧運之后就不再歡迎外地人了？

　　眾多評論人士也對北京的限購令表示難以理解。“該政策骨子里是希望用行政手段來規(guī)范居民的住房需求，但面對如此強大的市場，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該些評論人士認為，住房限購令反而有可能成為強化投資客進入住房投機炒作的動機，成為國內住房投機炒作者涌入住房市場的進軍號。

　　但也有學者對北京限購細則表示出比較中性的態(tài)度，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稻葵就是其中之一。李稻葵甚至不否認其本人在目前版本的房地產(chǎn)新政中也作出了貢獻，其認為，房地產(chǎn)限購應該從局部的資本管制這個角度來理解，對外地人可以限購但不該過猛。

　　盡管爭議不斷，但不管怎樣，在國務院規(guī)定的2月20日“大限”之前，廣州、南京、上海等地的國八條細則還是相繼在預期中出臺。而與北京細則中的限購政策相同的是：各地限購均不約而同地與戶籍、納稅等條件掛鉤。

　　戶籍制度，已經(jīng)成為了各個城市執(zhí)行住房限購令的一個主要依據(jù)之一，但爭議恰恰在于，戶籍制度本身就已經(jīng)是一種亟待改革的制度。

　　在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二五規(guī)劃中，已經(jīng)明確提出了放寬落戶條件推進城鎮(zhèn)化的一系列要求。近幾年來，包括成都、重慶等地方政府也已經(jīng)開始在改革現(xiàn)行戶口制度方面作出了一些嘗試，允許農(nóng)村人口逐步轉向城市。而如今，北京、廣州這樣的中心城市竟然還以此為依據(jù)，制定住房限購措施，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倒退。

　　這種倒退在李稻葵看來都有失明智。李稻葵認為，房產(chǎn)限購政策一個重大缺陷就是把戶籍放在核心位置，“如此搞限購，就是把從前炒房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倒買倒賣戶籍的人手里，投資需求并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就北京版的限購政策而言，李稻葵建議，應該淡化戶籍的色彩，增加工作居住等一些實際標準，時間也不一定要很長，兩年應該就足夠了。

　　但最終我們都還應該認識到，不管限購政策如何調整，其最終的本質仍然是樓市的一種行政調控手段，并無助于改變目前樓市供應短缺和流動性豐富的現(xiàn)實，限購之后，樓市病根仍在。

　　因此，最終的“藥方”可能還要寄望于央行的貨幣手段。2月18日下午6點，央行再次宣布，從2011年2月24日起，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央行自2010年以來第8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也是2011年的第二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

　　盡管在目前看來，央行回收流動性的過程依然還很漫長，并且挑戰(zhàn)不斷，至少在下半年之前，貨幣的緊縮基調都不可能改變。但不可否認，這才是限制樓市投資炒作的治本之策。只有慢慢釋放通脹的壓力，樓市水漲船高的現(xiàn)狀才可能得到緩解。

　　當然，房地產(chǎn)最核心的問題還是在于維持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如果長期供給不足，任何的人為的經(jīng)濟和行政手段都不會解決問題，惟有市場經(jīng)濟那只看不見的手，才能最終“指揮”中國房地產(chǎn)市場去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