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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隱喻

　　1983年1月1日的《文匯報》報道了當時正在破土興建的上海賓館：“本市目前最高的大樓——上海賓館，昨天全部完成土建施工……這幢坐落在華山路烏魯木齊路附近的賓館，總建筑面積四萬四千五百平方米。主樓地下一層，地上二十九層，總高度為九十一米。四至二十二層是客房層，設(shè)有客房六百套，每間客房有十件中國式家具……上海賓館內(nèi)外裝飾十分講究。大樓外墻面全部用優(yōu)質(zhì)材料飾面，樓內(nèi)除乳膠漆平頂、墻布、墻紙、臘克木門、彩色水磨石地坪、硬木地板外，宴會廳及餐廳內(nèi)還有大量的仿古木雕、瀝粉貼金畫面和各種精致燈具……”。

　　4月22日這一報道繼續(xù)深化，高度被精確到“九十一點五米”，關(guān)鍵是比“上海國際飯店高五點五米”，因此這一后續(xù)報道很自然地以“黃浦江畔第一高樓”為其標題。“俯瞰”的功能一再被強調(diào)，“我們到設(shè)在二十三層樓的中西餐廳‘望海樓’、‘觀云閣’和日本式餐廳櫻花廳觀看，通過外凸形折線窗，放眼望去，上海全城鱗次櫛比的樓房，縱橫交錯的街道，全在視野之中。在晴朗的天氣，客人在‘望海樓’用餐，還可以遠眺浩瀚的東海呢”。有意思的是，在文章的結(jié)尾，上海賓館還被賦予了某種深刻的意識形態(tài)涵義：“望海樓餐廳掛有明朝徐文長的對聯(lián)：‘八百里山河知是何年圖畫，十萬家燈火盡歸此處樓臺’。讀著這副對聯(lián)，使人聯(lián)想到上海從7世紀的漁村和鹽場，發(fā)展到今日現(xiàn)代化的大都市所經(jīng)歷的巨大變遷，而賓館的建成不正顯示著祖國的強盛和我國人民的智慧與力量嗎”。

　　1983年，上海賓館似乎成為我們這個城市一件很重要的事，從1月到8月，報紙給予了多次報道，也許，它蘊涵了一個時代的某種政治無意識，或者，它本身就已經(jīng)成為一個現(xiàn)代性的深刻隱喻。

　　這一隱喻表達出1980年代中國急需改變自己的迫切愿望，因此，對“雄偉壯觀”的追求便很自然地壓倒了對“小橋流水”的欣賞。整個城市都在向更高攀登，相繼開工的華亭賓館層高90米，虹橋賓館則高達103米，可是，這仍然不夠，1984年11月2日的《文匯報》以圖片報道的形式向我們宣示：“日前剛剛開業(yè)的廣州花園酒店主樓高190米”，它暗示著上海的落后以及迎頭趕上的決心。

　　正是在1980年代，對現(xiàn)代化的急迫追求，深刻地表達出中國企圖融入世界的愿望，因此，在這一大的背景之下，“中國”只能成為一個元素而被鑲嵌在全球化的圖景之中，正如1983年的上海賓館，在豪華的現(xiàn)代設(shè)置中，每間房間尚有“十件中國家具”。

　　速度崇拜

　　1980年代的酒店高度，對我們究竟意味著什么呢？那是一種直觀的對速度的崇拜和追求。速度正是現(xiàn)代性的核心涵義之一，它意味著科學、技術(shù)、制度、管理、信心、思想、熱情，甚至意識形態(tài)。1980年代的所謂的“深圳速度”正是以“建筑”的形式而被加以詮釋。同樣，在上海，因為“引進新的建筑技術(shù)，采用新的建筑方法”而“九十天建成一座六層樓”的“錦江飯店又一外商辦公樓落成”成為《解放日報》1984年5月21日的正面報道的題目。而華亭賓館則受到了批評，因為“這一賓館自1979年國務(wù)院批準建造以來，至今已有五年之久，但目前在工地上還不到一點巍峨樓房的影子，只是剛剛開始在進行地下室的施工。而與它同時由國務(wù)院批準，規(guī)模差不多的南京金陵飯店、廣州白天鵝賓館，相繼建成開業(yè)已有一兩年，還有北京的長城飯店，最近也已完工”。

　　正如一首廣告歌曲中所唱的那樣，“我和這個城市一起長高”，長高的城市意味著“速度”的勝利，也更深刻地也是更直觀地昭示著“新時期”的開始(“比上海國際飯店高五點五米”)，因此，它同時也意味著一種國家政治的視角。

　　這種國家政治的視角通過“俯瞰”這一形式而生動地表現(xiàn)出來，幾乎在上海所有的酒店，其最高層都設(shè)置著這樣的觀光餐廳或者咖啡廳、酒吧等等。當我們登上這樣的高度，整個城市都在我們的俯瞰之下，我們擁有的正是一種征服感，或者“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神秘”共享

　　然而，問題仍然存在。在1980年代的早期，上海幾乎所有賓館的大門，都對市民緊緊關(guān)閉。對當時的上海市民來說，賓館是神秘的，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生活，是普通人無法想象的一個世界。顯然，這種規(guī)定延續(xù)了招待所的傳統(tǒng)——當時，在東湖路、瑞金路或者其他一些幽靜的馬路上，常常在綠樹掩映中，坐落著一些神秘的建筑，那都是一些具有相當級別的“內(nèi)部招待所”。這種傳統(tǒng)在1980年代已經(jīng)顯得嚴重滯后。人們普遍要求的是對現(xiàn)代化的共享。正是在這種共享的要求下，傳統(tǒng)的權(quán)力等級秩序受到了知識界的激烈批評。

　　在1984年8月15日的《文匯報》上，一篇署名“林蘭”的文章《賓館之門不妨開大一點》對此進行了公開的批評：

　　“出差到廣州，有一點印象特別深，無論是東方賓館、白天鵝賓館，還是流花賓館、中國大酒店，大門統(tǒng)統(tǒng)敞開。不管你是華僑、外賓還是普通市民，也不管你是持兌換券還是人民幣，總之，歡迎一切顧客。當我走進這些高級賓館時，既無外國人特別高貴的感覺，也不因手中沒有兌換券而難堪。我倒為開放后的祖國驕傲：有這么多的具有世界一流水準的高級賓館，引來了這么多的中外友人。

　　“回到上海，和同事一談，大家不免對上海的賓館有點抱怨。你看，從南京路上的和平飯店、國際飯店到茂名路上的錦江飯店，從蘇州河畔的上海大廈到毗鄰上海動物園的龍柏飯店，試問有幾家是對一切顧客開放的？

　　“賓館大門能不能開得大一點呢？”

　　在這篇短論中要求的平等，不僅是上下的平等，亦是中外的平等。這也正是1980年代中國企圖融入世界的某種情緒性的反映，它要求的是一種對現(xiàn)代化的共享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