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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松和忻蘋的丈夫結識于麗江，后者帶回去一本《漢聲》雜志，那期做的是“中國女紅——母親的藝術”，它所涵蓋的中國民間工藝文化，恰好切合了忻蘋正在嘗試推廣的DIY手工業(yè)市場。去年九月，她邀請黃永松前往寧波。
他們的第一次談話，是在一個有關寧波創(chuàng)意產業(yè)的研討會上。一些文化人、藝術家提出是否可以嘗試開畫廊。大家輪流發(fā)言。輪到忻蘋，她站起來說：“寧波的情況不太一樣。我們不可能去復制北京、上海的模式。寧波的優(yōu)勢是傳統(tǒng)制造業(yè)基地，如果能把創(chuàng)意產業(yè)和制造業(yè)結合起來，對雙方都會是一個提升。”論壇結束后，黃永松對忻蘋說：“你說得最對。”
《漢聲》雜志其實是希望銜接傳統(tǒng)和現代。有一次，忻蘋對黃永松說：“您做了三十六年的《漢聲》，開了很多花，但看到它們結果了么？你不確定它們是否結果，但在慈城，也許可以結出實實在在的果實。”
忻蘋此時也正陷入困局。Teresa所屬的PRYM公司一直試圖利用忻蘋的公司進入大陸市場。她很擔心，隨著國外DIY手工業(yè)品牌的進入，手工文化將徹底被西方占領。她需要的就是《漢聲》的進入，來自中國內部的傳統(tǒng)文化根基。
而鄭利群在經歷了五年的折騰之后，幾近一無所獲。慈城開發(fā)公司急于尋找一個與眾不同的項目去盤活古城。
在黃永松抵達寧波的第二天，鄭利群加入了談話。每一個人都仿佛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黃永松說：“這就像一個有說明的產業(yè)集群，《漢聲》獨立于之外，又參與其中。也可以說，我們賦予其意義。”
但在中國，我知道許多類似的項目往往承擔著政策的風險。去年，我曾經前往浙江臺州一個古城。那是一個在開發(fā)之初設計完美的方案，但隨著參與方越來越多，各方利益交雜在一起。一拖就是十年。而十年之后，那幾乎已成死城。
我向黃永松提出這種擔憂：“有沒有想過將來會出現的阻力？”
“我開始也有這種擔心，甚至害怕慈城變得和其他古鎮(zhèn)一樣千篇一律。但后來經過一段時間，我覺得他們做的事情是對的。”他停了一下，接著說，“這種事也許講點緣分，但是知識分子不是應該真正去做一些事情么？”
在《漢聲》雜志辦公室，我曾和其他兩名編輯交流此事。她們也有同樣的擔憂，但其中一個女孩說：“《漢聲》的確該做一些這樣的嘗試了。”黃永松也經常對朋友提及此事，一些持懷疑態(tài)度的人會順口說：“那就做做看吧！”他氣憤地回應：“當然要去做才知道。”
忻蘋后來對我說，黃老師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碰見他是我們的幸運。我后悔自己當日在北京提出的問題，也許我的擔憂對于一個六十五歲的老人來說，顯得多余。
那天中午，我和同去的朋友又留下來吃午飯。黃永松快樂地談起“天工之城”。他拿出一份忻蘋剛剛傳真過來的年度計劃表，上面密集地安排著黃永松這一年的行程。我問他：“你不感到累么？”
黃大笑幾聲：“所以壓力很大啊。如果說以前是我拉著他們在走，現在是他們推著我前行了。”這時，電話鈴響了起來，又是忻蘋的。
八
在寧波的最后一天，我陪著忻蘋和Teresa再次來到慈城。我們坐三輪車來到老宅最多的那條街道。其中一棟老宅正在大修，到處都是木工。她并不知道以后誰將會入住這里。
開發(fā)公司為了招商，決定免除所有老宅的租賃費三年。忻蘋已經找到了十個和手工業(yè)有關的品牌進駐“天工之城”。在他們即將入住的老宅里，忻蘋一個一個設計著門廊，打電話求證。
當天晚上，我們在“走馬樓”吃完飯。出門已是漆黑一片，但天上的星星卻異常閃亮。Teresa指著一個方向說：“那是織女座，在美國我的家鄉(xiāng)也能看見。”我們一下都笑了。這個星座，同樣出現在《漢聲》為“天工之城”設計的LOGO圖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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