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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覺得，怎樣的方式能夠實現自由市場配置的原則，怎樣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
來得很悄然，彷佛《圣經》說的“在黑夜中出現的竊賊”。
自去年12月中旬以來，張五常與《新勞動合同法》較勁已經有兩個半月了。讀者和媒體鬧得歡，決策層卻反響平平，但老人家倔得很，接二連三地出文章分析《新勞動合同法》的不是，甚至將其提升到災難前兆的高度。張五常說《新勞動合同法》竊取了中國人選擇勞動契約的自由。
張五常的怪異大約是今天的中國人所難以理解的，一個頭發(fā)類似愛因斯坦的老頭，天天將弗里德曼和高斯掛在口頭，并以平輩相稱，這在國內經濟學界是難以想象的，國內的經濟學者們大多對弗里德曼與高斯這樣的經濟學者頂禮膜拜，倘若能夠沾上點邊便已經是了不得的事情了。
張五常大約是這個世界上對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得最為透徹的學者之一了。與大多數國內學者喜歡動不動就拿西方的經濟學研究成果來比較中國不同，張五常的妙處在于，他觀察了中國改革開放二十九年，并堅信中國的經濟現象，必須要有一套合乎自己的理論方能解析。
例如說自由市場的問題。事實上在市場制度的確立與維護上，張五常恰恰贊同那些出臺了卻未見實行的政策。在張五常眼里，中國喜歡出臺政策，但卻未必實行，實在是妙不可言的結果，因為這樣的政策往往本身不具備執(zhí)行力，能夠讓市場自由地生長。
張五常堅信中國的經濟成就恰恰是這樣的自由市場主導而發(fā)展起來的經濟成就，就如那些遍布珠三角與長三角的小的代加工工廠自然地成長并使得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yè)的中心一樣，只是政策的允許，甚至都未必有鼓勵，他們就茁壯地成長起來了。
在張五常眼里，勞動力成本低廉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為這樣低廉的勞動力價格，是因為過往的生活水平決定的。也即是說，如果健壯的勞動力在家里一個月的收入只有50塊錢、甚至負收入的時候，到沿海城市打工就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因為即便是每月800元的收入，這些健壯的勞動力除去能夠養(yǎng)活自己，還能給予老家一定的補貼。
張五常認為，這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所自然創(chuàng)造的財富，這些財富平衡了城鄉(xiāng)之間的經濟差距。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自然條件下，農村健壯勞動力的減少反而促使農村生產力的提高。那些被荒廢的土地，因為取消農業(yè)稅而變得有價值起來，大規(guī)模的農業(yè)生產開始自然涌現，甚至出現雇農。但因為農村勞動力有限，這些雇農的收入恰恰不少，因為除去固定的農業(yè)收入外，這些農民可以利用農閑的時間到附近的城市打工而獲得收入。
張五常認為，這是中國經濟的良性循環(huán)。中國經濟在過去二十年的最大成就恰恰不是那些高樓大廈和每年增長的GDP，而是逐漸富裕起來的農民。這些富裕起來的農民形成了巨大的財富效應。
而張五常認為，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恰恰是那些減低生產交易成本的政策起到了作用。因為從大多數時候來說，那些小的代加工廠的工廠主與農民工之間的契約協(xié)議是你情我愿的，雙方都是建立在改善生活的基礎之上的契約。
以此而論，張五常眼里的《新勞動合同法》無疑打破了這種平衡。
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眼里，市場自身對資源的配置往往是最具效率的，張五常自然不例外，因此張五常覺得，怎樣的方式能夠實現自由市場配置的原則，怎樣的制度就是好的制度。至于人們想象中的制度與現實中的制度差距如何，似乎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國的政策執(zhí)行力弱，恰恰給予了中國一個最為自由的市場，來自由配置資源。
張五常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在交易費用、合約理論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1959年，在美國加州大學師從現代產權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阿爾欽，8年后獲博士學位；后在華盛頓大學任教授。1982年返港擔任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院長，至200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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