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曾經以《哲學的貧困》回應蒲魯東的《貧困的哲學》,而卡爾·波普則以《歷史主義貧困論》(又譯《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回應馬克思。今天,謹以“市場決定論的貧困”向思想導師們致敬。說實話,市場決定論也是我在此生造的一個詞,指代那些信奉“市場自發(fā)調節(jié)”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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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這樣思考,站在前工業(yè)社會,市場具有某種進步意義。而站在今日歐美國家或未來社會來看,市場有其局限和弊端,比如過度頻繁的價格波動和金融動蕩。中國的尷尬之處在于,還沒充分享受到市場經濟的甜頭,就要開始面對其惡果。
私有比公有好,競爭比壟斷好,放任自由比調控好,已經成為許多人的下意識反應。它們或許在一般行業(yè)適用,但在貨幣和金融領域,有些理論預設必須重新反思。在無數割肉不見血的交易中,財富歷經了慘酷的重新分配,在強國與弱國之間、在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
下面我用自己有限的閱讀和思考,斗膽分析一下當前錯綜復雜的金融局勢。
與當年由郎咸平攪起的國資流失論類似,《貨幣戰(zhàn)爭》卷起的旋風,更多展現了社會和民眾對某種局勢的擔憂和警覺,但在學理上存在諸多錯漏?!敦泿艖?zhàn)爭》的意義,不在于那些缺乏佐證的陰謀論,而是讓不少信奉“自我調控的市場”者猛然警醒:和實體經濟不同,金融市場在危機關頭,不是多贏的游戲,而是弱肉強食的角斗場。在這個意義上,和平年代的民族主義,更多是狂妄和無知,但在國難當頭(軍事或金融戰(zhàn)爭中)時期,民族主義是基本的求生策略。在金融危機中,持有不同貨幣的人,站在不同的陣營里。
關于今日國際金融格局和中國宏觀政策,有太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如果我們仍然在加息、人民幣升值、提高準備金率等簡單政策工具上打轉,那終究免不了動輒得咎、投鼠忌器、捉襟見肘的困局。拋開水土不服的經濟學教科書,我們需要更富戰(zhàn)略洞見的言論。在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中,郎咸平的“二元經濟”、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分析師滕泰的“新財富論”,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的“人民幣國際化”以及民間學者劉軍洛的分析,大致擊中了要害。
凱恩斯早已說過,通過連續(xù)的通貨膨脹,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的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使少數人暴富。這句話不僅在某一國家內部適用,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也是如此。
在地球村里,美國(美聯儲、美國財政部)就相當于中央銀行,而硬通貨就是美元,失去貨幣權的國家,手里攥了一大把綠油油的鈔票。一旦央行的印鈔機開足馬力,弱國手里的錢就不斷縮水。以今日來看,遍及全球的通貨膨脹,從韓國到阿根廷,從中國到俄羅斯,無一不是美元貶值的犧牲品。因為半個世紀以來,美元一直是世界主要的儲備資產、國際支付手段,甚至一些國家的結算手段。美元的貶值,和石油、糧食價格的暴漲,是一回事。中國人民多年積累的財富,通過強制性結售匯體制變成了外匯儲備,而美元貶值和能源、原材料、糧食價格的瘋長,則讓這些儲備一天天縮水。
“中國流動性泛濫的根源,是美元的流動性過剩以及中國的人民幣匯率缺乏足夠的彈性。巨額外匯儲備占款導致人民幣發(fā)行過多。”滕泰在一兩年前就如此分析。以此觀之,貿易順差不斷上升、外匯儲備瘋狂增加、國內流動性泛濫,幾乎是三位一體的現象。
要終結流動性泛濫,抑制物價指數,只有兩條道路,要么改變強制結匯,要么就扭轉過度的貿易順差。后者涉及產業(yè)結構調整,而前者則早該著手。滕泰說,二戰(zhàn)后形成的歐洲美元市場、中東的石油美元市場、日本和東南亞的亞洲美元市場,都讓多余的財富轉成外匯,由居民、企業(yè)持有,還可以去海外買東西。而中國的外匯,則通過強制結匯,幾乎完全在央行手里。目前雖有松動,但恐已生不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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