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衡山路出發(fā),浦東機場遙遠得像另一個城市,出租車穿過大廈、工地和一望無際的農(nóng)田。因為飛機的出現(xiàn),時間距離取代地理距離重新劃分了世界。從上海飛往的西安需要一小時四十分鐘,而為了到達機場要用上一個小時,在機場里排隊再用上四十分鐘,我覺得從酒店到登機口,似乎與上海與西安間一樣遠。
在機場的書店里,我買了一本《新聞周刊》和蔡美爾的《帝國時代》。坐在懸掛著很多藍色吊柱、特別高的頂蓬的浦東機場里,我開始翻閱它們。這本《新聞周刊》是2008年特輯,探討美國在世界的角色。我對其中的三篇文章印象深刻,一篇來自新加坡李光耀學院的院長馬凱碩,他的論調和文題一樣醒目《為亞洲崛起讓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是過去幾年中最熱門的陳詞濫調,人們似乎輕易就忽略了一個基本概念,其實不存在一個所謂的亞洲,最初它是西方闖入者給予這片廣袤土地的泛稱,而今天它仍是由彼此截然的區(qū)域所組成,亞洲的概念經(jīng)常是這些地區(qū)的人們在對抗西方過分強大的話語面前被迫采用的聯(lián)盟。馬凱碩引用了一位印度學者對中國與印度的區(qū)分,印度人擁有開放的社會,頭腦卻是封閉的,而中國人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社會,卻擁有開放的頭腦。他稱今天美國的主要危險就是認定自己注定要領導世界,是例外者。第二篇是資深記者克里斯托夫•迪克的《機器的靈魂》,他從個人化的視角,回顧了過去三十年中,全球化這個巨大的機器如何將越來越多的地區(qū)、人口、物品,卷入其中,那些獨特的文化、生活方式正被迫消退,就像法國那些小咖啡館正在被連鎖店取代。與1870——1914年那次全球化不同,今天的全球化動力不僅來自于西歐和美國,也來自印度、中國、拉丁美洲這些地區(qū)。“我們需要的是捍衛(wèi)這種差異,去喊出,我愛這不同”,克里斯托夫•迪克寫道。第三篇則是哈金的短文,他回憶了八十年代的中國作家對美國文學的熱情,“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作家在世界文學舞臺上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他們渴望向美國學習”,認定今天的熱情消退是與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后中美關系的緊張密切相關,哈金相信,或許只有當中國的政治改革出現(xiàn)時,中美文學間交流的分隔才有望彌合。這篇文章寫得酸澀、狹隘,我讀不到他對于故國的半點溫情。但我承認,中國社會的學習精神正迅速衰退,自滿情緒正在取代二十年前的自我懷疑,自我沉溺正在替代對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坦白而言,我從未相信過那些專家們的預測,中國根本沒有足夠的智力、技術與情感上的儲備,來在五十年后成為世界的領導者。
這一天西安大霧,準備把我們從上海運往那里的飛機,仍滯留在咸陽機場。等待的人們坐滿了長椅,其中幾位帶著白色的小帽,腮邊的胡須茂盛,眼窩有點下陷,他們是穆斯林。西安住著很多穆斯林,我經(jīng)常住的酒店緊鄰著大皮院,是他們的聚集區(qū),有時我會穿越窄窄的蓮花池街去大皮院吃一碗羊肉泡沫。有一天上午,我看到一個賣白餅的姑娘神情沉靜的坐在那里,手持一卷《古蘭經(jīng)》。還有一次深夜,我在一家烤頭店喝啤酒、吃羊肉串,老板娘身材滾圓,笑聲爽朗,她說她的祖先來自沙特阿拉伯,自從唐代以來就生活在西安——那個時刻,她叫長安。這些記憶的碎片是因為我開始閱讀《帝國時代》而更加鮮明。在這本書里,祖籍福建、如今是耶魯大學教授的蔡美兒追溯了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的興起衰落,它們既有遙遠的波斯帝國、羅馬帝國,也有19世紀的大英帝國和20世紀的美國。容貌清秀的蔡美兒用超級強國(Hyperpower)來形容這些國家,它們不僅在各自的時代在經(jīng)濟、軍事和科技領域取得領先地位,還主宰了態(tài)度、理念、語言和生活方式。
我掠過前言和一些章節(jié),直接跳到她對于唐代中國的描述。像很多中國人一樣,我對于唐朝心懷一種既模糊又強烈的情感。漢朝給予了中國人最初的統(tǒng)一身份認同,我們都是漢人,而唐朝則是中國人最甜蜜的記憶——我們強大、繁榮、開放,我們折服了蠻族,創(chuàng)造了瑰麗的詩歌,我們談論山水,還會品評美人……當中國在過去二百年陷入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后,對于強大往日的記憶變得更加迫切與濃烈,那些飄零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們建造的都是唐人街。但是,我們對于唐朝的認識又是模糊的,是什么使它強大,又是何原因讓它衰落。中國的政治歷史被倫理與道德的過度強調所籠罩著,個人品德被視作王朝興衰的關鍵,更復雜的因素經(jīng)常被遺忘。
沒有一個歷史學家能給出關于強權興衰的令人信服的解釋,他們很多人從一個角度切入,蔡美兒選擇的是寬容。她發(fā)現(xiàn),所有超級強國在崛起過程中,都是極為多元和寬容的,而衰落與不寬容和排外巧合在一起。于是,在蔡美兒的筆下,唐代盛世建立于一個一個自信和開放的基礎之上,甚至它的主要奠基人唐太宗都是鮮卑血統(tǒng)與漢人血統(tǒng)的混合產(chǎn)物,唐代繼承了蒙古—突厥的體制,并以漢人與突厥混合貴族統(tǒng)治為基礎。來自草原的胡人是中國軍隊的一部分,他們幫助拓展了唐代中國的版圖,而長安城中則是混居著波斯人、突厥人,日本、朝鮮人,他們像漢人一樣得到平等的對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異國風情在長安城如此風行,人們有一種充滿了自信的好奇心。直到今天,你還能輕易尋找到這種痕跡,大皮院位于西安的市中心,與城市的標志鐘樓與鼓樓一步之遙,留學生巷、唐玄藏的雕像,記憶著這既曾是日本青年阿倍仲麻呂的游蕩之地,又是饑渴學習印度佛教的國家。甚至將這個王朝攔腰斬斷的肇事者也是個胡人,安祿山曾經(jīng)得到天子的多少寵幸,他的不純正血統(tǒng)從未阻礙他的晉升。
飛機總是不來,讓我覺得西安和上海間的距離又被拉長了。我沉浸在蔡美兒輕快而緊湊的敘述里,偶爾抬起頭,看到旁邊的一個五十歲上下的老兄正聚精會神的盯著筆記本電腦屏幕。上面是布滿各種曲線的價格表,他正透過無線網(wǎng)絡在進行股票的買賣。他的表情和這龐大的機場空間,都提醒著我正坐在世界上經(jīng)濟最活躍的地區(qū)。我想起了一個小時前穿越黃浦江隧道的場景。從浦西來到陸家嘴的金融區(qū),像是一個新世界。寬闊的馬路取代了擁擠的小街,那些玻璃高樓像是一面面巨大的鏡子。三腳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就戳在那里,像是來自一部科幻電影,本地人喜歡讓你數(shù)它到底有幾顆球。像所有的試圖在新一輪全球金錢與權力競賽中獲勝的城市一樣,上海也力圖用高度來展現(xiàn)自己。468米的電視塔的旁邊是420.5米的金茂大廈,它為自己擁有世界最高的酒店大堂而自豪。緊鄰金茂大廈的是仍在興建中的上海環(huán)球金融中心,它492米的高度有望在2008年春天竣工時成為世界第一高樓,盡管這個紀錄不會保持太久。
這些高樓讓黃浦江對面的那排暗灰色的維多利亞風格的老建筑失色了。那些老建筑曾是匯豐銀行、東方匯理銀行、怡和洋行的總部,它們是20世紀上半葉的上海繁榮的象征,也代表著上海人念念不忘的年代,那時,它是遠東的巴黎,是哈同、杜月笙、胡蝶和張愛玲的出沒之地……
現(xiàn)在的上海更喜歡談論的是2010年的世界博覽會。距離1851年的倫敦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已經(jīng)一個半世紀了,世界變得又小又透明,異域風情的吸引力早已消退,但同樣的拜物精神從倫敦傳遞到上海,這背后或許也正是歷史力量的轉移,19世紀的世界工廠是英國,而21世紀則是中國。我記得1851年的海德公園里的“水晶宮”,這5000根鋼柱、30萬塊玻璃構筑的建筑,是英國工業(yè)革命精神與技術能力的象征,直到今天,這鋼鐵與玻璃的結合仍主宰著建筑材料的風尚。2010年的上海有能力開啟這個時代的新風格嗎?
此刻的上海經(jīng)常被視作中國再度崛起的領導性城市。在《Newsweek》的特刊上,它的編輯Fareed Zakaria在開篇文章中寫道,中國與印度的崛起將占據(jù)我們時代歷史的中心,這篇文章所配圖片正是黃浦江的港口,在那張迷漫著不知是清晨還是夕陽的黃暈的圖片中,在兩架起重機吊臂中間是隱隱約約的高樓,東方明珠的尖頂正亢奮的刺向天空。
飛機終于到來了。我要從150年歷史的上海前往超過5000年歷史的西安,從正在被污染的長江到日趨干涸的渭河,從今日的榮耀到昔日的榮耀,他們的氣質是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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