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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建筑師，承孝相受雇于開發(fā)商，但他不將業(yè)主看作“終極裁判”。他在韓國常說，不要把建筑看成房地產(chǎn)。
2008年，承孝相再次和SOHO合作前門舊城改建。在一場云集知名建筑師的探討會結束后，承孝相向張欣提出，用一天時間去前門的瓦礫上走一走。他要去前門和以前住在那里的靈魂對話。
承孝相以提倡“貧者美學”著稱，他的獨立式住宅“守拙堂”入選韓國20世紀十佳建筑，他的婦產(chǎn)科醫(yī)院顛覆了傳統(tǒng)醫(yī)院的形象，引領了韓國醫(yī)院建筑的革新。在韓國政局最動蕩的時代一直堅持與獨裁政府抗爭的承孝相，認定“建筑就是政治”，至今仍豪言“憤怒讓人健康”。他嚴厲批判“華麗的建筑”，因為它們“誘導一種荒唐和假惺惺的生活”。
韓國建筑師承孝相今年56歲，謙遜、害羞而又簡樸的他，卻是韓國為數(shù)不多的敢說真話的建筑師。在這個商業(yè)社會里，他盼望“讓亞洲經(jīng)濟危機來得更加持久一些”，因為在經(jīng)濟危機中，“我們損失的不過是金錢，得到的卻是反思的機會，反思我們對自然、社會究竟都做了些什么”。當新任韓國政府首腦大力發(fā)展經(jīng)濟時，他感嘆自己不知道該怎么生存下去。
作為建筑師，承孝相受雇于開發(fā)商，但他不將業(yè)主看作“終極裁判”。他在韓國常說，不要把建筑看成房地產(chǎn)。“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大家都想掙錢，買新房，再掙錢，換大房，現(xiàn)在的人就像游牧民族一樣，而其實建筑不是這樣的，人類是應該定居的。”承孝相把建筑不能成為真正建筑的原因，歸咎于經(jīng)濟的過度參與。
承孝相主張“貧者美學”。他在自己的第一本書《貧者美學》里如此闡述這個理念：“建筑的好壞并不在于她的華麗或寒酸，華麗的建筑反而遮蓋了真實的生活，誘導一種荒唐和假惺惺的生活；寒酸的建筑倒更容易培養(yǎng)正確的心態(tài)。”
承孝相的建筑路走了很久。1992年，在打破韓國建筑界傳統(tǒng)的“4.3”展覽上，承孝相第一次亮出自己的建筑宣言，那時距離他大學畢業(yè)已過去了14年。提出“貧者美學”，不是承孝相的創(chuàng)造，而是他對自我的回歸。承孝相說：“世事真是難以預料，正是這個世界把我們變成了現(xiàn)在這個樣子。”
承孝相經(jīng)歷了韓國政局最動蕩的那個時代。1952年，他出生在李承晚統(tǒng)治時期，小時候，迫于父母的壓力，他放棄了畫畫，在姐姐的建議下，報考了和繪畫有關的建筑系。他的高中和大學是在樸正熙時代度過的，大學里最經(jīng)常參加的是罷工，而不是上課；大學畢業(yè)后，為了逃避現(xiàn)實，他閉門做建筑，一心一意地追隨韓國現(xiàn)代建筑泰斗金壽根，做老師的建筑，完善老師的設計。他說，離開了老師的建筑，自己就是個傻子。1980年“光州事件”之后，承孝相憤然離國，遠去維也納。那時的韓國正處于全斗煥統(tǒng)治時期。然而，因為一場意外來臨的愛情和一個素未謀面的建筑師阿道夫·魯斯(Adolf Loos，奧地利建筑大師)，兩年之后，承孝相幡然醒悟，原來自己之前做的建筑都不是真正的建筑，原來建筑師還可以像阿道夫·魯斯那樣，用建筑與社會抗爭。
回歸自我的承孝相在1992年用幾件小作品震動業(yè)內。一個是占地700多平方米的獨立式住宅“守拙堂”，這件對傳統(tǒng)住宅“韓屋”的改良作品入選了韓國20世紀十佳建筑。另一個是一座規(guī)模不大的婦產(chǎn)科醫(yī)院，這座建筑顛覆了傳統(tǒng)醫(yī)院的一片雪白。韓國醫(yī)院建筑的革新自它開始。
2000年，承孝相第一次來到中國，參與“長城腳下的公社”。SOHO中國總裁張欣回憶，當她第一次帶領建筑師們去工地時，那里還是一片山坳，非常難走。其他建筑師只是走馬觀花地看了看就走了，只有承孝相流連忘返，還爬到更高的山頭上去，一直看山，看遠處的長城，最后撿了幾塊石頭帶走。
2008年，承孝相再次和SOHO合作前門舊城改建。在一場云集知名建筑師的探討會結束后，承孝相向張欣提出，用一天時間去前門的瓦礫上走一走。他要去前門和以前住在那里的靈魂對話。
承孝相說，每塊土地都有各自的性格和印記，讀懂土地是建筑師很重要的任務。“土地教給我們很多東西，所以不看場地，我根本沒有想法?？戳藞龅睾?，土地的靈魂就都在我的腦子里了。”承孝相認為，世上有兩種建筑師，一種是藝術家型的建筑師，他們把自己的想法建在地上，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紀念物。另一種是知識分子型的建筑師，土地需要什么，建筑師就怎么對應。他說自己屬于后者。
2月19日，承孝相藉著作《建筑，思維的符號》中文版出版，在北京舉行演講會。4月26日，承孝相再次來到北京。本報記者在他下榻的建國飯店對他進行了專訪。
B=《外灘畫報》S=承孝相(Seung H-Sang)
B：你師從韓國現(xiàn)代建筑泰斗金壽根，并追隨了他15年。
S：我從首爾大學開始，就比較熟悉金老師了。有一次，我還在讀大學四年級，去見金老師。當時他的腿受傷了，被石膏和繃帶固定著，翹在桌上。我覺得他那個樣子很有感召力，但是我不喜歡這種感召力。樸正熙也有這種霸道氣勢，我也是不喜歡的。那時我就想，不管將來我混得多么糟糕，都不會到金壽根的空間綜合建筑事務所來工作。
快畢業(yè)時，有一堂紀念課。之前，我不怎么上課，但那堂課的教授我很喜歡，于是我難得地去上課了。課堂上，教授問每個學生，畢業(yè)后去哪兒？出路是什么？唯獨沒有問我。我想，也許教授已經(jīng)忘了我了。但是下課時，教授把我叫到跟前，問我愿不愿意去金壽根的空間綜合建筑事務所。我大吃一驚，因為當時我準備出國留學。但是我不好反駁教授的話，就答應了。教授當著我的面給金壽根打電話，說，有個學生非常棒，你就用他吧。然后我就一言不發(fā)地去了“空間”，跟了金老師15年。世事真是難以預料，正是這個世界把我們變成了現(xiàn)在這個樣子。
B：你的第一件作品，是為遇刺身亡的樸正熙設計紀念館，而樸正熙正是你最憎惡的人。你從這里開始建筑生涯，挺有意思的。
S：樸正熙是一個獨裁者。我上學時，經(jīng)常參加罷工，幾乎沒有好好學習。畢業(yè)后，我在“空間”接觸的第一個作品就是樸正熙紀念館，那是為紀念韓國“解放”30周年而建的，其實是宣揚樸正熙上臺之后飛速發(fā)展的經(jīng)濟。紀念館里包括一個傳統(tǒng)和歷史館、一個現(xiàn)在和未來館，我負責的是后者。
那時，政府派了官員來監(jiān)督工程，我總是罵他們，跟他們非常激烈地爭吵，他們威脅要把我抓起來。有一個官員，是從總理秘書室出來的，他在喝酒時勸我，那些官員的愛國方式和我雖然不同，但目的是一樣的。他說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你不用改變自己的想法，只要做建筑就行了。當時我想起了一位前輩的話，他是我學生時代的一位師兄。師兄的原話我已經(jīng)記不得了，但師兄勸我好好做建筑。自那以后，我開始把心思放在建筑上了。
樸正熙紀念館開館那天，我喝了很多酒，醉得不省人事。那是一個臨時建筑，過了沒多久就拆除了。
B：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建筑是你的解脫之道。是這樣嗎？
S：當時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做建筑，要么喝酒。我非常討厭政治，但是政治總跟著我，讓我越來越頭疼，越來越難受，實在活不下去了。選擇建筑，也許是為了逃避政治吧。
B：你的老師金壽根也告誡你不要靠近政治，在那個紛亂的年代，政治避無可避，金老師為什么還要回避？
S：如果在建筑里摻和了政治，建筑會變得不純粹，可能會隱藏自己的本質，會很夸張。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老師才一直回避政治。
B：但事實上，建筑，尤其是大型建筑，很少能擺脫政治因素。
S：其實建筑就是政治，非常高度的政治，也是空間的政治。從古代開始，偉大的政治家、獨裁者都會利用、活用建筑師，比如杰斐遜、希特勒，他們身邊都有建筑師。重要的是，建筑師用什么理念，做這種帶有政治性質的建筑。用善良之心做一個善良建筑，這應該是建筑師的初衷。所以，如果建筑師排斥設計帶有政治色彩的建筑，這并不正確。
B：以你現(xiàn)在的心態(tài)和經(jīng)歷來看，你會拒絕設計政治建筑嗎？
S：不會，我更關心的是怎樣用自己的方式轉換建筑語匯。比如一個很糟糕的提問，只要回答得好，提問也會變好。
B：如果說1980年，你是出于對樸正熙的繼任者全斗煥的失望，而去維也納求學，那么僅隔兩年，韓國還處在全斗煥的統(tǒng)治中，你為什么又回國了？
S：我是在1980年8月離開首爾，去維也納的。當年5月“光州事件”爆發(fā)，我再也無法忍受了。不能在韓國生活，只能逃避，去維也納是唯一的出路。
我去維也納時，根本沒有想過未來，也沒有想過拿學位，只知道去上學。但是很偶然地，離開韓國之前，我碰到了一個女人，愛上了她。我?guī)黄鹑チ司S也納，在當?shù)亟Y婚，生子。
如果我是單身，怎么樣都能活下去，但是有了家庭，生活就不同了。我放棄了學業(yè)，開始找工作。但是工作也沒什么意思。那時，我的老師給我了一本阿道夫·魯斯的書。以前我知道的建筑師都是藝術家，但阿道夫·魯斯不是，他在20世紀初抗爭社會潮流，用建筑進行革命。我在韓國時并不知道他。他是我在維也納的唯一發(fā)現(xiàn)。
阿道夫·魯斯讓我領悟到，我之前所做的所有建筑都是錯誤的。我在建筑中逃避社會現(xiàn)實，但其實，我可以用建筑改變這個社會。所以，為了重新挑戰(zhàn)韓國社會，1982年我回來了。
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
B：從維也納回來后，你依然追隨金老師，這是出于對老師的尊重，而不是建筑上的認同。是這樣嗎？
S：自從認識阿道夫之后，我覺得以前我做的事非常委屈，我想改變自己在“空間”時形成的建筑理念。但是我回國之后，金老師病了。1986年，金老師去世，他臨終前把“空間”托付給我，讓我負責事務所。于是，我在“空間”又呆了3年。接管“空間”并不是一個空頭承諾，“空間”背了30億韓元的債。那時，30億韓元相當于500萬美元，是非常大的一筆數(shù)字。勒·柯布西耶去世時，身后債務是80萬美元。“空間”的債相當于他的6倍多。所以在那3年里，我老是被債主追債，根本不能做建筑，也沒有機會學習阿道夫·魯斯。
B：聽說你還因此被告上法庭？
S：對，要么被勞動廳抓走，要么就是被仲裁。作為建筑師不應該經(jīng)歷的遭遇，我都經(jīng)歷了。3年后，1989年，“空間”稍微穩(wěn)定了，我就把它交給一位曾經(jīng)共事的前輩，自己逃了出來，在12月27日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務所。我不希望人家說我是90年代建筑師，所以趕在80年代的最后幾天成立了事務所。
B：在你的建筑生涯中，兩個人對你的影響較大，一個是阿道夫，另一個是金壽根。你跟隨金老師15年，也被金老師困了15年。你是怎樣擺脫老師，形成自己風格的？
S：我那時做的不是自己的建筑，而是金壽根的建筑。我?guī)缀跖c世隔絕，對別的事情一竅不通。在我的建筑生涯中，第一個敵人就是金壽根，所以，我經(jīng)常跟金老師“打架”。
那時，金老師吩咐我下班后畫10張圖，我一定會畫20張。第二天，我和金老師面對面，拿著圖對峙。但是我沒有贏過一次。這樣的對峙在第二天晚上又開始循環(huán)。時間久了，金老師就累了，煩了。
我在“空間”的15年就是這樣支撐下來的。這15年里，我的世界里只有金壽根。離開“空間”時，我就是一個傻子，除了金壽根的建筑之外，什么都不知道。
B：1992年，你參加了那個刺破韓國建筑界的“4.3”展覽，你是如何加入“4.3”集團的？當時展出的作品是什么?
S：“4.3”集團成立于1990年，有14名成員，每人都擁有一個小型建筑事務所。很多成員我都不認識，我在其中是比較年輕的。當時在韓國建筑界，建筑師聚會只在校友范圍內進行，形式都是校友會，根本沒有作品討論。這對建筑發(fā)展是沒有好處的。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這些畢業(yè)自不同院校的建筑師聚在一起，組成“4.3”集團，定期聚會。
那時，我們經(jīng)常旅游，去各地看建筑。幾個月聚一次，每次每人都拿出一件自己的作品，大家就作品討論。大多數(shù)的討論都是通宵達旦的。那時我終于了解到，除了金壽根的建筑之外，別人還有很多不同的做建筑的方式。不過，我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方式。所以，當我拿出作品時，總是受到攻擊，總是被追問，你自己的風格是什么？我說沒有，就又被罵，那你還做什么建筑？受到打擊，我很慚愧、很絕望。于是再次反省自己，重新學習建筑，看建筑。那時，我再次想起了阿道夫。
通過兩年的學習、討論，大家都形成了自己的建筑宣言。1992年，“4.3”集團舉辦展覽。這個展覽是向冰凍的韓國建筑界發(fā)出的宣言，展覽的題目是我定的，叫作“這個時代，我們的建筑”。
在展覽上，我提出的宣言是“貧者美學”，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提出“貧者美學”。那以后，直到現(xiàn)在，我一直堅持做這樣的建筑。展覽結束后，“4.3”集團就解散了。因為每個人太不一樣了。后來，有四五個人一直合作，延續(xù)至今；有些人就斷了聯(lián)系。“4.3”集團對我的意義，是讓我認識到我是誰，我應該怎樣做建筑。
B：“貧者美學”的靈感是不是來自你童年的苦難？
S：和苦難有一點點關系，但主要是跟后來的經(jīng)歷有關。建筑、藝術，一般都跟創(chuàng)作者的成長經(jīng)歷有密切關系。我之所以不適合金壽根的建筑，可能是因為我倆的成長背景完全不同。我要做的建筑里應該有我自己的成長經(jīng)歷，那些經(jīng)歷就是我的衣服，讓那些都復活起來，我才是我自己，以此為基礎做建筑，我才能變得自由、平和。
B：小時候的苦難經(jīng)歷對你的建筑生涯有什么影響？
S：我的父母為了避難，從北韓逃到南韓。他們避難的一個重要理由，是為了自由地信仰基督教。當時，北韓不允許信仰基督教。我出生在難民聚集的釜山。教堂、群居生活，這些對我的影響都很大。周遭都是基督教倡導的價值觀：節(jié)制、儉樸、清貧，幫助別人，與人分享。難民們圍合在一個院子里，他們對真善美有了真實的印證。
后來我才明白，其實小時候的經(jīng)歷都是建筑。如果把這些經(jīng)歷譯成建筑詞匯，那會是非常棒的建筑。在金壽根時代，我完全脫離了這種建筑。所以說，現(xiàn)在我的建筑風格，并不是我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被復原了的，重新找到的，等于自己重新發(fā)現(xiàn)了自己。現(xiàn)在我做建筑，感覺非常舒服。
建筑的形狀不重要
B：你在1992年設計的獨立式住宅“守拙堂”(Sujoldang)被評為韓國20世紀十佳建筑之一，它的外表非常樸素。
S：我設計“守拙堂”時，連設計費都沒有收全，獎金比設計費還多。“守拙堂”對我非常重要，是我提出“貧者美學”后設計的第一個建筑，也是“承孝相建筑”的第一個作品。“守拙堂”的甲方是俞教授，他曾經(jīng)當過韓國文化廳廳長，當年他找我設計時，是一個貧困的學者，蓋樓花的是他父親的退休金。
在韓國，像俞教授這樣的人，一般都買商品房住，但是俞教授很特別，他問我，為什么建筑師不能設計便宜的房子？于是我決定試一試。不過，“守拙堂”的設計初衷并不只是為了蓋一座便宜的房子。
以前，韓國人都住在傳統(tǒng)房子“韓屋”里。當建筑變得美國化、西歐化之后，房子都變得像雕塑一樣漂亮，有的和自然協(xié)調，有的和自然對立。其實，建筑本身的形狀并不重要，建筑如何順承于自然，與自然融合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建筑內部的空間比其本身更重要。西歐的房子，庭院在外面，屋內和屋外是對立的。中國建筑和韓國建筑，屋內還有建筑，這是兩國建筑非常相似的地方，根本分不清建筑的里外。
那時，很多韓國人選擇住商品房，而不住“韓屋”。于是我決定挑戰(zhàn)“韓屋”，在這個傳統(tǒng)的建筑形式里，融入現(xiàn)代語素。“守拙堂”的占地面積只有700多平方米，非常小。但我還是在里面做了4個院子，等于是拆開了房子。另外，俞教授提出的比較低的造價，我也滿足了。“守拙堂”的造價不到商品房報價的三分之一。那時候，商品房每平方米大約為200萬韓元，“守拙堂”每平方米的造價只有60萬韓元。
俞教授當時付不起設計費，他覺得很抱歉，就把自己珍藏的一塊有200多年歷史的匾額送給了我，上面寫著“履露齋”。這塊匾額的價值其實比設計費貴多了。“履露齋”這個名字非常好，此后我就把事務所的名字改成了“履露齋”。
B：在你的眾多作品中，教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94年建于唐津郡的Tolmaru Catholic教堂，光影關系非常美。請說說你的教堂作品。
S：Tolmaru Catholic是一個小教堂。我第一次做教堂是在“空間”，設計了馬山教堂。金老師對基督教一竅不通。當時我剛到“空間”，資歷不深，但由于我對基督教比較了解，金老師就讓我負責馬山教堂這個項目。
最近，我設計的釜山九德教堂快要竣工了。九德教堂是我小時候常去玩的地方。那是我父親創(chuàng)立的教堂。到目前為止，我一共設計了將近10個教堂，每個教堂都差不多。其實建筑的外形都是不同的，我說的相同是指空間的構成。比如原來的九德教堂，我進過無數(shù)次，每次進教堂，都要先走過一個緩緩的斜坡，進去是一個院子，院子里種了幾棵樹。這些步入教堂的路線都是相同的。路上那些道路、緩坡、院子、樹、墻，都是教堂中非常重要的建筑要素。在我設計的馬山教堂、九德教堂、Tolmaru Catholic教堂中，都具備這些要素。
B：當你漫步教堂時，會想到兒時的經(jīng)歷嗎？
S：小時候去教堂之前，我在家里就開始興奮了，當洗好臉，穿上漂亮的衣裳時，“上教堂”這個行為就已經(jīng)開始了。然后，當我經(jīng)過坡道來到院子，經(jīng)過那些墻來到教堂時，就已經(jīng)得到了上帝的祝福。我認為，教堂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教堂的這個過程。
B：除了教堂，你還有一大作品類型，就是醫(yī)院。你設計的醫(yī)院看起來完全不像是醫(yī)院。
S：其實我也可以說是韓國醫(yī)院建筑的革新者之一。1992年，我第一次設計醫(yī)院，那是一家小型的婦產(chǎn)科醫(yī)院(溶洞Jeil醫(yī)院)。以前的醫(yī)院都是白色的世界，很多人不喜歡去醫(yī)院。其實醫(yī)院不是令人生畏的地方，而是給人健康、快樂的地方。特別是婦產(chǎn)科醫(yī)院，那是生命誕生的地方。我不認為醫(yī)院必須得像醫(yī)院，醫(yī)院可以像美術館，也可以像酒店。溶洞Jeil醫(yī)院在韓國醫(yī)院建筑領域影響非凡。在它之后，韓國的醫(yī)院建筑開始多樣化。
北京比上海有秩序
B：相比你的住宅設計，我對你的商業(yè)設計缺乏好感，包括剛剛竣工的朝外SOHO。
S：商業(yè)建筑的目的性比較強，建成后得生意興隆，比較典型的商業(yè)建筑就是百貨商場。如果朝外SOHO忠實于商業(yè)目的，也可以像其他建筑那樣，下面做很大的體塊，再一層層堆上去就行了。但是朝外SOHO非常大，占地15萬平方米，體積也非常大。我不想做成傳統(tǒng)的商業(yè)建筑。在這片土地上，曾經(jīng)有很多人生活過，也許很久以前，這里也有胡同。我能感受到歷史上那些逝去的建筑的形式，所以我想在朝外SOHO里形成一座城市?，F(xiàn)在，從外面看，朝外SOHO是一個建筑，但走進去，里面非常復雜，有道路，有廣場，還有小胡同，很多不同的天橋，就是一座小城市，所以我管朝外SOHO叫“小北京”。而一般的商業(yè)建筑里，都沒有這些。這就是我做大建筑時的方法之一。
B：北京的前門改建引人注目，你也參與其中。能說說你的設計方案嗎？
S：不能說具體的，現(xiàn)在得保密?？梢哉f的是，四合院本身會保留。其實四合院是非常單純的、公式性的單調建筑。前門四合院在民國時期經(jīng)歷了重新改造。當時，很多人自發(fā)地聚集在這里生活，形成了很有意思的特別的空間形式。所以，四合院本身固然重要，人們在里面的生活痕跡也很重要。如果回到四合院的最初時代，會抹殺之間的那些時代。因為歷史是漸變的，不是突變的。
我想在前門四合院的原址上做一個空間博物館，凍結空間狀態(tài)，空間組織盡可能地保留。建筑當然會有一些變化，會根據(jù)新要求做一些設施，有些地方會有一些變動。如果我的設想能夠實現(xiàn)，這將會是蜚聲世界的著名建筑空間博物館。這也是我寄望的北京新面貌，現(xiàn)代融合了歷史與傳統(tǒng)。
B：“履露齋”的項目在首爾最多，其次是北京。北京的建筑現(xiàn)狀被認為和上世紀70年代的韓國相似，你怎么看？
S：比70年代的韓國還70年代，更壓縮。但比起上海，北京還是健康的。政府好像比較留心規(guī)劃。北京的現(xiàn)狀不能用歷史來解釋，用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都無法解釋，應該說是“北京主義”吧。我的意思是，現(xiàn)在的北京非常獨特，如果用以前的視角來批評、評論，都不合適，需要新的視角。
B：你提到了上海。
S：上海是自由而繁忙的，說得好聽點，就是非常動感。但是上海沒有秩序，北京比上海有秩序。反正，上海應該是商業(yè)城市吧。北京因為是首都，又有悠久的歷史，應該守住自己的體統(tǒng)，跟上海不同。
憤怒讓人健康
B：你的事務所承接的項目，在2000年前每年不超過5個。2000年之后，一下子多了。2007年9個項目，2006年11個。你當年擔心“空間”發(fā)展過快，現(xiàn)在是否擔心“履露齋”的發(fā)展速度？
S：我讀過弗蘭克·勞埃德·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美國建筑大師)的自傳，他在1949-1950年間做過600多個項目。我現(xiàn)在一年最多也就20多個項目。接了這么多的項目，當然是因為我能做到，如果做不到，我肯定不會接的。因為我的習慣是所有項目我都要手繪設計。項目多了，我也越來越忙了，睡眠時間越來越少，人也越來越瘦了。
B：這樣忙碌的生活，你習慣嗎？
S：我是喜歡比較忙的。在忙碌的時候，忙里偷閑，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如果老是玩，很閑，也沒什么意思。
B：你還是那么喜歡韓國足球嗎？
S：是的，很喜歡，經(jīng)常熬夜看球，在辦公室里，邊干活邊看。
B：現(xiàn)在還畫畫嗎？美國建筑師斯蒂芬·霍爾(Steven Holl)就很喜歡畫畫。
S：當然畫，但我只畫建筑草圖，否則，專業(yè)畫家一定會笑我。斯蒂芬·霍爾對水彩畫很擅長，但這可能是一點自我陶醉。我認為建筑草圖只要把建筑師的想法反映在紙上就行了，越簡潔越好。
B：經(jīng)過了年輕時代那么長時間的憤怒，您現(xiàn)在還憤怒嗎？
S：當然了，憤怒讓人健康，只不過現(xiàn)在憤怒的種類不一樣了。
B：以前為政治憤怒，現(xiàn)在為什么憤怒?
S：為弄臟、渾濁這個社會的所有貪欲。
文/劉莉芳 圖/高鵬,作品圖片由履露齋建筑事務所提 (實習生于悅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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